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迅猛发展的当下，传播的便利性给科学带来了正反两面的影响。一方面，科学借由高效的传播效率越来越多地走出象牙塔，为社会公众所了解；另一方面，科研成果也有可能在通俗化解读的过程中走样变形，被误读。这从始终充斥着各大网站和朋友圈的诸如“喝苏打水抗癌”、“无籽葡萄打避孕药”等等文章中可见一斑。
正如媒体评论所说的那样，科学就是一层纸的厚度，道理可能很简单，但发现的过程艰难。科学研究要向公众讲清楚，其中也隔着一层纸。如果点不透，这层“纸”会一直阻隔公众认知；如果力道把握不好，把纸捅出“窟窿”来，传播的效果也适得其反。
真实性是科学传播的原则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大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传播的角度考虑，不管是科普文章还是科普书，有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对传播效果是有正面影响的。“不管是大媒体、小媒体还是自媒体，都希望有人来看、来关注。所以要从文章中提炼出一个公众普遍会感兴趣的标题。”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立也表示，让标题更吸引眼球，便于公众的理解，其实未尝不可。“有些科普作品的标题容易记忆，能够抓住本质。”
但在这个过程中，标题背离文章原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专业知识科普化，为了让普通公众都能接受而讲得太直白，这可能会损失一部分的准确性和严谨性。比如说举一些例子、打一些比喻等等。尤其在一些特别专业的领域，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增一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要遵守一定的底线。
“为了公众的理解和对通俗化的要求，标题可以吸引眼球，但在正文中必须有详细、严谨的叙述。”刘立如是说。
李大光也认为，在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背后，还是要在文章中完整地展现出真正的研究结果和研究过程。“这是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不能破坏的原则。”
“标题党与使标题有鲜明的吸引人的特性，这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脱离真实性和事实本身，过于追求吸引眼球的效果，从而歪曲了文章的原意。但后者的目的是更易于阅读对象的理解，这是写作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李大光强调，“标题党”和“好标题”不是一个概念，其区别恰恰是对真实性的把握。
除此之外，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研究的局限性、限制范围和边界条件要把握住，不能无限扩展。“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往往带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个在传播的过程中也要把握。” 刘立提示。
分层传播，通俗易懂
刘立介绍，科学传播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小同行之间的传播，这主要依靠原始文献的阅读；第二，是对重要的科学成果和论文进行的科学报道。这些科学报道主要在大同行之间进行传播，“外行人”阅读和理解起来也比较吃力；第三是在接受过中等及以上教育的人群中的传播；第四是对接受过中等以下教育的公众的传播。“科学传播要根据受众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表述方式。”刘立说道。
除了“因人而异”，李大光认为一个好的科学传播作品还必须“通俗易懂”。“中国的科普作者不能走标题党的路，但一定要研究标题怎样更吸引人。比如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如果叫《基因的秘密》，可能在传播效果上就会大打折扣。”
“西方国家科普作品的题目一般由主题和副题组成。主题力求简洁，副题中会包含有深度和内涵的信息。诺贝尔奖的科普在这一点上就做得非常好。比如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获奖者关于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细胞的研究成果，后来被某个科普报道写成了‘该研究发现了大脑中的GPS’。”李大光坦承，“这就是一个既通俗又保证了真实性的好标题。如何打动别人，利用别人生活经验当中的知识范围阐述科学发现，这也是一门学问。”
建立良好的科普机制
李大光认为，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偏低，与科普是有关系的，而科普做得不好，又与科学家参与少、不积极是有关系的。“中国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程度比公民科学素养较高国家的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程度低很多。我们很多情况下把科普都交给了各级的行政干部。而西方国家大多是科学家来做科普，除此之外就是科学记者，而且这些科学记者往往有很长时间的科学报道写作经验，对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研究过程跟踪了很多年，对该项研究非常了解。这两个群体都有可能把科学研究成果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来。”
要真正满足公众了解科研成果的渴求和愿望，推动科研成果通俗解读、科普推广，少不了媒体的努力，也少不了公众科学素养的积累提升、对科研规律的深入认识。
“公众一定要有批判思维，不要以为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说的都是对的，要在证据的基础上来理解，有限度地相信科普作品。而不是科学杂志和媒体说什么就信什么。这与公民科学素养的积累提升有关，只有当公民的科学素养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她）才能形成这种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刘立强调，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这两年，涌现出一些对科普感兴趣的一线科研工作者，但他们在科普文章写作中还不能做到生动有趣。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建立一种合作机制，达成科学家和科学传播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不啻为一件好事。”张增一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