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成为全球第二大私人医学研究基金的掌舵人，Farrar决定创造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Jeremy Farrar 图片来源：JUSTIN SUTCLIFFE POLARIS IMAGES

回顾过去，一些协议似乎颇具先见之明。2013年10月1日，Jeremy Farrar接手英国维康信托基金会。3个月后，几内亚小村庄里一名18个月大的男孩开始发烧，并出现呕吐。他在两天后死亡，并被视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首位受害者。

随着疫情不断升级，流行病预防、国际合作、在贫困国家抗击传染病和紧急事件中的临床研究，这些曾占据Farrar职业生涯的主题开始成为全球优先事项。随着成为全球第二大私人医学研究基金的掌舵人，Farrar决定创造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即便在人们尚未充分了解此次埃博拉灾难的规模之前，维康信托的基金会就开始为相关临床研究提供上百万美元的经费。Farrar指责国际社会未能果断采取行动，游说相关部门研究切实有效的治疗策略，并成立高级别专家小组，指导相关产学研工作。

埃博拉“斗士”

Farrar之前的工作远离医学界，并在越南胡志明市指导一个维康信托基金会研究小组18年。现在，几乎一夜之间，他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当然，该基金会之前在英国很有影响力。”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专家James Wilsdon说，“但在埃博拉疫情中，它真正走上了国际舞台，变得越来越显眼。”

相关研究初见成效。近日，Farrar对自己的职员表示：“我十分欣赏你们每周四晚上临睡前都会阅读《柳叶刀》。”Farrar表示，该杂志发表了由该基金会资助的埃博拉疫苗实验研究结果，“这些疫苗非常好”。

确实，这篇论文几乎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在世界卫生组织（WHO）于几内亚进行的试验中，这种由默克公司生产的疫苗100%有效。这也是埃博拉疫苗首次展现出能保护人类，从而增加了人们遏制未来疫情暴发的希望。“如果没有获得Jeremy和维康信托基金会的支持，我们将除了开会以外无法做任何事。”WHO 助理总干事Marie-Paule Kieny说。

这种埃博拉疫苗名为“VSV－EBOV”，最初由加拿大卫生部开发，而后疫苗所属公司与默克公司达成独家许可协议，确定由后者负责研发、生产和分发该试验性疫苗。在试验中，研究人员采用一种名为“包围接种”的方法，即在发现病例后立即为自愿接种的密切接触者接种疫苗，而周围的其他人员将在3周之后获得疫苗接种。这种设计能够确保在试验过程中为所有接触者接种疫苗。

《柳叶刀》上公布的中期试验分析数据显示，在立即接种疫苗的2014人中感染率为零，而延迟接种疫苗的2380人中感染者仅有16人。这项研究的经费主要来自维康信托基金会以及英国、挪威和加拿大政府。

但Farrar并不开心。试验结果得出的几天后，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全世界在帮助西非人民方面做得并不及格。“这个疫苗本应该更快一些投入试验。”他说，在下一次致命流行病暴发时，政府、公司和慈善家需要成立一个全球基金，资助开发一系列疫苗。“埃博拉应当改变世界对此类疫情的响应模式。”Farrar说。

Farrar提到，维康信托基金会能帮助带来这些改变。他还计划让该基金更国际化和更具活力；给予年轻科学家更多支持；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其他公共卫生巨头更密切合作；聚焦那些维康信托基金会能有重大影响力的领域。“不仅仅是给予资金支持，而是将维康信托基金会从投资者变为某种思想领袖。”

从弱到强

维康信托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它托管了美国出生的制药业巨子Henry Wellcome的遗赠财产，资助提高人类和动物健康的研究，是英国最大的非政府资助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会。Wellcome出生于1853年，并在16岁时卖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产品。“Wellcome万能水”实际上就是柠檬汁。之后，Wellcome在美国芝加哥和费城学习制药学，1880年来到英国伦敦，并和Silas Burroughs成立了一家制药公司。

当时，英国的大部分药品都由当地制药师使用药捣子制作，但Burroughs Wellcome公司开始进口一种美国的新东西：压制药丸。由于包含标准化的剂量，因此这种药品更加安全。

这种药一经上市就取得极大成功。之后，该公司开始自己生产药剂。Wellcome将商标名定为“药片”（tabloids），结果销量惊人。为了进行炒作，Wellcome还给英国一些大探险家制作了药箱，以便储存药品。

不过，Wellcome的私生活可能就不那么成功了。1901年，他与年龄比他小一半的Syrie Barnardo结婚。有传言称，他殴打妻子，之后两人离婚。Wellcome开始更加避世，并将精力放在公司、药品采集和古董上。1936年，82岁的他去世，而其全球规模的产业转变为一个新基金会。

在员工会议结束后，Farrar一天的工作还包括一个关于如何说服英国政府从经费缩减环境中拯救科学的战略会议、与Kieny电话商谈《柳叶刀》的论文、一个针对世界经济论坛年度风险报告的采访和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位科学家通电话。第二天，Farrar计划飞到西雅图与盖茨见面；一周后在白宫参加会议。

但目前还没有清晰的证据证明，维康信托基金会将成长为一个国际力量。实际上，一开始该基金会并没有收到太多投资。195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前20年，它只获得了100万英镑的捐助。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该基金会的科学家开发出一系列重要药品，比如白血病化合物6-巯基嘌呤和叠氮胸苷（首个用于艾滋病治疗的抗病毒药物）。维康公司和基金会变得越来越富有。

1986年，该基金会开始变卖维康公司的股份。1995年，剩余的部分股份被出售给葛兰素公司，以便该公司接管维康公司。虽然受到2000年股市崩盘的影响，但在脸书、推特和其他公司的投资，帮助弥补了这些损失。

走出去

平均而言，自1986年至今，该基金会的金库每年膨胀14%，但其中一些收益颇受争议。《卫报》去年曾发起运动，要求该基金会将资金从石油巨头BP公司和Shell公司抽走。但Farrar认为，这些钱能购买影响力，并能促进变革。

该基金会正在计划于2016年划拨13亿美元用于医学研究，这比英国政府管辖的医学研究委员会和除盖茨基金会外的其他任何慈善机构的经费都多。当前，维康信托基金会约75%的经费都用于英国本土，但Farrar计划资助更多的境外科研。“Jeremy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维康信托基金会战略主管Clare Matterson说。

从Farrar的成长经历看，这并不令人惊讶。Farrar的父亲是一位“激进人士”，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Farrar出生后，曾辗转到过利比亚、新西兰和塞浦路斯。Farrar年轻时梦想的工作是在外交部。他的妻子是奥地利人，3个孩子出生在维也纳。“我很骄傲，我和我的家庭是出生在国外的800万‘移民’中的一部分。”他说。

在世界级研究和数十亿美元经费机构的竞争中，很难保持领先又不树立敌人。但Farrar的反对者似乎不多。他能言善辩又乐于倾听，很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他能快速作出判断，又不会管得过细。“他能很好地理解他人。”泰国玛希隆大学热带医学专家Nick White说。

Farrar还喜欢自由地表达意见。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他批评WHO存在巨大的结构缺陷。“如果WHO现在不改变，它将永远不会变。”

2012年，前会长Mark Walport宣布辞职时，Farrar拒绝了猎头的首次邀请。但当该基金会未能找到合适的候选人并再次邀请他时，他表示同意，并决定结束在亚洲的长期生活。

无论如何，Farrar很好地意识到埃博拉疫情给予维康信托基金会和他个人更大的影响力，而且似乎他能得心应手。但有时，他也为离开胡志明市医院的工作感到遗憾。“我错过了成为一位临床医生或临床医学研究者的机会。”他说，“当然，我也想念亚洲。”（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