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机构掺和 数据造假更隐蔽

——专家热议如何解决学术不端行为这一全球难题

本报记者 操秀英 刘 垠

“我没想到《PLOS ONE》也会这么做。”5月22日，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会后，对外经贸大学科研处一位工作人员前来与北京大学 学院教授昌增益交流，两位不约而同地感叹。

这两位的“没想到”源于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常信院士透露的一位投稿给《PLOS ONE》的研究生收到的回复：“你对专业的科学的编辑服务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PLOS与AJE（‘美国期刊专家’）有合作伙伴关系，可向PLOS（投稿）作者提供优惠服务……登录AJE网站，只需输入PLOS15，即可享受这一特殊伙伴关系提供的15%折扣的优惠服务。”

科学道德建设论坛是科协年会的例行活动，和大多数活动到下半场尤其是下午就“人走场空”的情况不同，这个论坛很少有人中途离场并始终讨论热烈。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大型医学学术机构BioMed Central撤销论文事件又成为焦点。

两个月前，该机构宣布撤销在其属下刊物发表的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理由是“发现有第三方机构有组织地为这些论文提供虚假同行评审”。此前的4月份，中国科协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10位委员参与讨论了这一事件，并建议在此次年会上对维护科研诚信，反对学术不端问题有所行动。

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科院院士韩启德直言“看了这消息后很震惊”，目前中国科协在组织进行调查处理。

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作者、学术杂志与第三方机构的关系。“有些期刊编辑部和第三方‘联手’对付论文投稿者，以修改英文为名，要论文作者到该期刊指定的机构进行修改，并向该机构交修改费用。”吴常信说。

他举的《PLOS ONE》例子之所以让圈内人吃惊，是因为该杂志所属的公共科学图书馆，号称是为科技人员和医学人员服务的非赢利性机构。

显然，在学者们看来，即使第三方只承担论文修改工作，也可能因存在利益关系影响杂志立场。更恶劣的则是虚假同行评审。吴常信认为，“虚假同行评审”是指第三方机构组织的“同行专家”对论文进行评审，并推荐给编辑部，以此来影响正当的同行评审。

“一般编辑部会要求作者推荐审稿人，他们也会调查作者与推荐人的关系，‘虚假同行评议’应该是指你找一个知名专家作为评审，但留的信息都不是他的，也就是找人来假冒他。”昌增益说，这类事情目前有专门公司可运作。

这是国际学术界共同面对的难题。“我经常收到让我担任评审的邀约，但是很多和我的领域完全没有关系。邀请者说，你不用担心，我们有自动处理程序，你的工作量不会很大，只需要答应署名就可以。”美国恩波里亚州立大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施罗克说。

除了理不清的“第三方机构”，全球范围内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更隐秘和复杂。理查德说，像捏造数据这样的造假，审稿人或编辑很难看出来，除非有从事同类研究的人在引用该数据时会发现错误。相对应的是，昌增益说，计算机软件的应用让数据造假更为容易。

这些问题显然不能只靠杂志社来解决。“学术行为不端不是一个仅仅属于期刊的问题，而是一个属于整个科研团体的全球性的问题。”美国《细胞》杂志主编杨晓红认为，杂志应及时应对论文发表过程中及已发表论文出现的问题、质疑，实现系统和步骤的标准化，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对作者、审稿人做清晰明了的规范和要求。

具体到中国， 韩启德认为，近年科学道德建设还是有成效的，学术不端行为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老鼠还很猖獗，还有人一边喊打，一边做老鼠！打击学术不端，要让科研人员作到“不敢、不能、不想”。首先是不敢，这就要采取一些坚定惩治的措施，必须要坚决、坚定地发现一起查一起；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不能”学术造假的机制、体制等制度；最后，要让科研人员“不想”。科技工作者搞科研是为了追求真理，要讲道德、讲诚信，学科带头人必须做好示范作用。同样，教育首先是要育人，尤其是高等教育，要从老师的言传身教中教育学生坚持学术道德。

吴常信表示，一定要落实主管部门，对严重违规的事例要严惩不怠，以儆效尤。他举例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的第十四条规定：社会中介组织、互联网站和个人，组织或参与学位论文买卖、代写的，由有关主管机关依法查处。

昌增益则建议，应借鉴美国做法，设立直属国务院的国家学术诚信办公室，并制定国家政策和设立国家机构，需出台权威性的和可操作的国家政策。

（科技日报广州5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