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中国召开会议；在英国召开会议；近日，又在美国召开会议。在全球范围内，科学家正聚到一起，讨论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组的前景和风险。它是否应当被允许？如果是，应在什么情况下被允许？

一项被称为CRISPR/Cas9的强大技术为基因工程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便利和精度，从而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并由此推动了上述会议的召开。这种工具以及其他类似工具能被用于操控培养皿中的胚胎DNA，以便了解人类发育最早期阶段。理论上，基因组编辑还可被用于“修正”导致人类遗传性疾病的突变。如果是在胚胎中进行，这会防止此类疾病被遗传下去。

此项技术的未来在科学家、伦理学家和患者中引发了广泛担忧和讨论。一种担心正在隐约出现：如果基因组编辑在临床中被用于预防疾病是可接受的，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出于非医疗理由被用于引入、增强或消除一些特征。伦理学家担心，不能平等地获取此类技术会导致遗传学上的精英主义。对一个人的基因组进行的针对性改变，则将通过生殖细胞系（精子和卵子）被世代相传，而这助长了对胚胎编辑会产生未曾预料到的持久影响的担忧。

除了这些担忧，很多国家的监管也并未跟上科学的脚步。《自然》杂志通过询问来自12个国家的专家和政府机构，试图一窥基因组编辑面临的法律环境。得到的回应揭示出各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在一些国家，利用人类胚胎开展任何试验都是刑事犯罪，而在其他国家，几乎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的。

由操纵人类胚胎引发的担忧并非新鲜事。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法律学者Rosario Isasi指出了多年来两次关键的立法浪潮：一次由针对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可接受的胚胎干细胞分离产生的担忧引发；另一次关于生殖性克隆，而出于安全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禁止的。

五花八门的现有监管条例便是两者的传承。日本北海道大学生物伦理学家Tetsuya Ishii花了近1年时间分析39个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指导方针，发现29个国家拥有可被解读为限制基因编辑临床应用的规定。不过，一些国家的“禁令”，包括日本、中国和印度在内，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事实是，我们有指导方针，但一些人从未遵守过。”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发育生物学家周琪在由美国国家科学院于华盛顿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表示。Ishii认为，其他9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和阿根廷的规定“模棱两可”。他介绍说，美国禁止对涉及人类胚胎的研究进行联邦资助，并且可能将要求对人类基因编辑进行监管审批。但该国并未正式禁止此项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在临床应用被禁止的国家如法国和澳大利亚，只要符合特定限制条件且没有试图产生活胎，研究通常是被允许的。

很多研究人员盼望有国际性的指导方针出台。即使这些方针不能被强制执行，也能为各国立法者提供指导。制定此类框架是正在进行的讨论的目标之一。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计划在12月举办一个国际性峰会，然后在2016年产生负责任的利用此项技术的建议。

不过，相关研究已经开始，而更多研究正在到来。今年4月，中国科学家宣布，利用CRISPR改变了人类胚胎的基因组，尽管这个胚胎无法产生活的婴儿。9月，伦敦科瑞克研究所发育生物学家Kathy Niakan向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管理局申报，请求批准其利用此项技术研究胚胎发育中会导致不孕不育和流产的错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宣称对利用编辑基因组产生活体婴儿感兴趣。但一些人怀疑，这只是时间问题。

据Ishii预测，试管内授精比例较高的国家将最先尝试临床应用。他介绍说，日本是全世界拥有最多数量的生育诊所的国家之一，并且没有针对生殖细胞系修正的可执行规定。印度也是如此。

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Guoping Feng希望，通过改进，这项技术最终能被用于预防遗传性疾病。不过，在他看来，在临床中尝试该技术有点为时过早。“目前并不是操纵人类胚胎的时候。”Feng说，“如果我们做了错的事情，就会向公众发出错误的讯息，然后公众将不会再支持科学研究。”（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