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竺可桢全集》研讨会上，《全集》编委会副主任、主编樊洪业作主题报告。两鬓斑白的樊洪业以“老话讲，‘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现在我也是《竺可桢全集》24卷不知从何说起”开头，让在场近百位学术、媒体等各界人士均唏嘘不已……
从2000年十多位两院院士倡议组织编纂《竺可桢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开始，直到2014年《全集》全部出齐，为了更为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一代大科学家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很多人在不懈地努力着。14年，24卷，约2000万字，其中有太多的艰辛与付出、自豪与收获……
一封信引出的浩大工程
推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401办公室的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不大的书桌。书桌的主人叫殷晓岚，是《全集》的一名编辑。每一年，《全集》编委会副主任、主编樊洪业都会来到这间办公室，与编辑们进行交流。在樊洪业的眼中，这张再普通不过的书桌由于《全集》的编纂工作而变得不寻常。“因为《全集》书稿的运转都是在这张书桌上进行的，大家都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樊洪业感慨道。
这一切都源于14年前的一封信。这封信是2000年在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之时，施雅风、叶笃正等十余位院士和老科学家写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在信中，科学家们表达了组织编纂《竺可桢全集》、全面反映竺可桢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的期望。
很快相关工作启动，2001年3月1日，《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宣告了这一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家著作出版工程正式启动。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担任编委会主任，编委会成员中有十余位院士。
《全集》的编纂工作看似顺风顺水，可实际上也曾遇到过大难题。那时，最让樊洪业发愁的是找不到一家合适的出版社，不少出版社表示可以出版《全集》，但开出的高价让他们难以承受。机缘巧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翁经义得知了此消息，当即决定要负责《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全集》的启动会上，翁经义详细阐述了编辑出版《全集》的思路和方案，并表示一定要用最好的装帧和纸张、最精干的力量，保质保量作出精品。
路甬祥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感慨地说：“我还清楚地记得，翁经义社长当年在编委会上慷慨陈词得到全场持久热烈掌声的场面……翁经义同志当年表态要保证把《全集》做成精品图书的时候，也正是社会上和出版界功利与浮躁之风滋长弥漫的时候，当时在场的老先生中有人不放心，曾以半是怀疑、半是激将的口吻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但事实证明，他们出色地兑现了自己庄严的承诺。”
自2004年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开始分卷出版《全集》。经过十载艰苦努力，24卷以“求全”“存真”为原则的《全集》的编辑出版终于全部完成，为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和社会史提供了永久性的基础资料。
一代科学家竺可桢
“发起《竺可桢全集》的编纂工作主要是基于我们对竺老的崇敬之情。”作为14年前《全集》组织编纂倡议人之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在气象学与气象事业、地理学与自然资源考察、科学史、科学普及、科研管理和诸多科学文化领域皆有杰出贡献。同时，他又是一位教育家，他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在浙江大学艰苦掌校13年，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精神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影响深远。
在孙鸿烈看来，竺可桢尤其对中国综合考察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非常了不起”。“综合考察，就是运用多个学科针对特定的问题进行调查。竺老的综合考察工作，一是填补了中国大量地区资料上的空白，对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本状况进行了了解，对中西部的规划、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通过组织综合考察对中国地学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孙鸿烈说。
作为一位科学家，竺可桢在写作方面也堪称高产，他的著述和各类文字非常丰富。据不完全统计，竺可桢的学术论文、科普作品等多达600万字以上，日记虽有散失，但保留下来的总量仍有1300多万字。竺可桢的这一特点孙鸿烈深有体会。
1961年，孙鸿烈作为助理研究员刚刚从西藏综合考察回来，竺可桢专门把他和另外一个同事叫到办公室，询问西藏考察情况。“竺老当时问得非常详细，包括我们从哪条路线进去的，走了多少天，路上怎么样，又问我们西藏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气候条件如何。由于我是研究土壤的，他就问我土壤是怎么划分的等问题。我们谈了足足两个小时，我们一边汇报他一边问。”
当时的孙鸿烈只记得竺可桢一直在记录，但不知道具体在记什么，直到最近几年看到了竺可桢的档案，他才知道竺可桢当时用了整整一页纸，把他叙述的细节都记录了下来。“当时我们年轻人也说不出多么高深的内容，但他还是非常仔细地记录了下来，这是大科学家给我留下的印象。”孙鸿烈认为，编纂这样一套全集其实是大家对竺可桢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毕生贡献的一个继承，也是对后人一个很好的教育。
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岱年认为：“如何运用《全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意义已经远超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表示赞同，并提出从竺可桢的身上可以看到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更有助于比较不同时代科学制度的变迁过程，同时，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对于现代教育也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尤其对于解答“钱学森之问”有参考价值。
“面对这样一部鸿篇巨制，相信不同的读者能从中读出不同的竺可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说道，“对地理学和气象学的专家学者来讲，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大科学家、大学者；对于大学的师生来讲，看到的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校长、教育家；对于社会公众来讲，看到的是一位也做普通事、也交普通友的普通老人；对于家人来讲，看到的是一位做事认真、严于自律的慈父；对于我来讲，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活动家。”
而对于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张劲硕来说，竺可桢就是他的偶像。“从初中开始，我就模仿竺可桢先生写日记，一直记到了今天，而且一直用钢笔来记。我记日记的时候也像竺可桢先生一样写局报多少度，今天燕子来，今天花开。”张劲硕笑着说，“我相信从《竺可桢文集》中可以挖掘出更多的内容，对年青一代进行科学家知识的普及至关重要。”
《全集》的“致谢名单”
如果《全集》这部鸿篇巨制要录入感谢名单的话，不知要写下几页纸，樊洪业说《全集》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有“一条好汉”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原社长翁经义，有“大义竺家”的竺可桢家人等等。
“竺老的夫人陈汲女士去世前曾留下话，说竺可桢日记不是竺家的财产，要把它献给社会利用。竺可桢日记占了《全集》三分之二的体量，有了这样的前提，《全集》才能达到现在的规模。”樊洪业说道，“对《全集》的编纂工作，竺家一向是全力支持的。”
竺可桢日记中涉及到了很多家庭中的私事，包括子女的隐私等，有些内容是不宜向社会公开的。但当樊洪业就日记公开一事征求竺可桢的儿子竺安意见时，竺安给他吃了个定心丸：“你放心，大胆去做。竺老是怎么记下来的，你们就怎样整理出版。”“竺安先生这样的表态使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樊洪业说。
《全集》编纂工作启动后，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第一个拿出了竺可桢写给他的信件原件。“我们有些天文学史方面的问题请教席泽宗先生，他不只在电话里解答，还会给你写出来。”樊洪业说道。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也专门到李约瑟研究所去抄录李约瑟和竺可桢的通信，并赴有关机构去查阅文档，为《全集》编纂提供了不少基础性资料。
《全集》编纂有两大原则，分别是“求全”和“存真”。在樊洪业看来，“求全第一功”当属《全集》副主编李玉海。李玉海曾经担任过竺可桢的秘书，退休前长期在中国科学院机关做领导工作。“退休后，他板凳宁坐十年冷，心无旁骛地做全集的工作。”樊洪业感动地说，“另外，他还承担了《竺可桢年谱简编》的工作，现在正在做《竺可桢画传》，我们将要做的《竺可桢年谱长编》的工作也是李玉海来承担。”
最让樊洪业动容的是“99岁的老义工”陈学溶。这位1916年出生的老人，曾是1934年竺可桢在南京创办气象训练班时的第三批学员，后来长期跟随竺可桢工作。1984年，竺可桢研究会成立，陈学溶并不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但却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全集》开始编纂以后，陈学溶被邀请担任审校，一做就做到了现在。
“可以说，《全集》就是他的命，编纂《全集》期间，他几次病危，又都转危为安。这样一位老人住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只要《全集》有事情找他，不管是审校还是作研究，他都全力帮忙。直到现在，他还在给已经出版的《全集》做着勘误的工作。”樊洪业说道。
多年来，樊洪业与陈学溶之间的通信不下三百封。有时，樊洪业由于太忙没能及时给他回信，他就对樊洪业说：“樊先生，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跟你永别了，《全集》的事情我很着急，希望能尽快回答我。”
樊洪业认为，《全集》编纂的每个人都是抱着对竺可桢深深的崇敬之情而努力的，“除了物质上留下的宝贵财富外，竺老精神上的鼓励也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工作”。
“空前绝后”的竺可桢日记
1974年2月6日，竺可桢在日记本上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日记：“局报晴转多云，最低-7℃，最高-1℃，东风1~2级。”这已是他生命的倒数第二天。
2月4日，竺可桢还在日记中评述连续几天的天气，并且记录了自己看病、抓药和吃药的情况。2月5日，日记上基本空白。到2月6日时，竺可桢已经不能正常坐卧，只能让家人提着收音机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的天气预报，留下了最后的绝笔。
记日记的习惯贯穿了竺可桢的一生，这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此前有报道称，竺可桢开始记日记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期，但1923年在东南大学任教时，一次学校失火将他的早年日记焚毁，而1923年至1935年间的日记则遗失在抗战西迁之后。因此，现在留存下来的竺可桢日记只有1936年以后的。日记虽有散失，但保留下来的总量仍有1300多万字。
从1936年元旦直到临终前一天，加之在后来的日记中竺可桢经常会提及早年的情况，竺可桢的文字内容跨越了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后期长达58年的历史。仅从组织机构史的角度说，即可在大时间尺度上为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提供极为丰富而具体入微的史料。
此外，竺可桢日记涉及的领域之广也让人惊叹，不仅涉及到科学和教育领域，也记述了其广泛参与的社会各界活动。除了气象、地理之外，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无不涉猎。大到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收寄信件等，无所不包。
竺可桢日记中涉及到的人物也数量多而庞杂。从蒋介石、毛泽东的特别召见，到桥头上撞见蒋经国、泳池中幸会陈毅等，20世纪中国诸多名人以不同的时空分布会聚在他的日记中。即便看似不相干的人物，如陈寅恪、顾准、钱钟书、黄万里等，也都出现在他的笔下。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荣明，近十五年来看过不下一百部日记，其中晚清时期大概有四五十部，民国时期也有四五十部。在他看来，如果要选“四大民国日记”的话，那么第一部就是竺可桢日记。“日记中，不仅是科技史的史料，实际上抗战史的史料也非常丰富，尤其是1948年和1949年期间的日记，非常珍贵。”
“我读了竺老的日记，感动万分。一是有感于他的道德人格，另一个是他精深的国学素养。”张荣明说道，“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他竟然在国学上有这样的深度。他那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来源于背后强大的中国文化的支撑。所以，我认为在民国的日记中，竺可桢日记是空前绝后的，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本组稿件由本报见习记者张文静采写）
《中国科学报》 (2014-05-09 第17版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