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 王卉报道］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竺可桢
鲜为人知的“中国式”经验
当今教育界之学风令人忧虑。但在大学，在中国，并不是没有好的范例，缪进鸿作为个案研究的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在今天仍然发人深省、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竺可桢的一些观点，虽然已时隔半个多世纪，读起来却像针对中国教育界今天的情况而发。”日前，缪进鸿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
缪进鸿是比较人才学创建者、原浙江省教委副主任。
对于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很多人认为那时候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没法学习。但缪进鸿表示：“其实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培养。”
缪进鸿引用竺可桢的话说：“许多人之所以盲从、自私、贪污、卑鄙，只是未能彻底明白事理……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先后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一位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另一位就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他们都是浙江绍兴人。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并不了解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对大学教育的贡献。
1979年10月，部分回到杭州参加纪念活动的浙大校友，向学校建议整理总结一下老校长竺可桢的办学经验。学校决定成立校史编辑室，着手收集整理有关资料。时任浙江大学教务处处长的缪进鸿主动请缨，积极参与。他访问老校友，翻阅校史，并在各方支持下，组织讨论会对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进行总结。
缪进鸿执笔写就的《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一书，得到多方积极反馈。
1982年，北京大学原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培源到杭州公干，缪进鸿送给他《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周培源看后很受触动，特意要求到浙江大学参观，并在这次见面时两次对缪进鸿说“很受教育”，表示“感到很惭愧”。
周培源说：“过去我也听说浙江大学当时很苦，但不知道这样苦……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浙大培养出不少像谷超豪这样的人才……还为当地做了这么多好事，如修建防洪堤等。”
“我们过去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地学习和继承。”周培源表示。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张光斗读后写来长信表示“深受教育”，对竺可桢“十分钦佩和敬仰”。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上海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原主任施平（施尔宜）读了《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后深表赞成：竺先生的许多好思想、好经验，有一个创造性的体系，比之牛津、剑桥有其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中国式。因为它一是与国难深重的国家民族的需要相结合；二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的文化教育传统。总结竺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中国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将大有裨益。
施平特别表示：“我建议你们在中国式方面有所发掘，这样对我们总结经验会有更多启发。”
《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同样在很多老校友中得到热烈反响。浙江省原主管科教文卫工作的副省长刘亦夫特别对缪进鸿表示：“很多老校友看了都不禁落泪，说明竺可桢先生的办学是成功的。”
竺可桢怎样当校长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浙大被迫在两年之内四易校址，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但队伍始终不散，办学没有中辍，而且各方面都蒸蒸日上，得到空前的发展和提高。从一所后起的地区性大学迅速上升到在全国名列前茅，被当时在中国访问的西方科学家誉为“东方剑桥”。
在竺可桢任校长期间，浙大共培养了3000余名高级专门人才，其中1955年和198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近30名，高等院校校（院）长数十名，研究所正、副所长数十名，还有很多国内外知名学者，如张荫麟、谭其骧、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王葆仁、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等。
竺可桢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学生毕业以后工作，应“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区的辽远和困苦”，以自己的学问和技术为国家民族作最大的贡献。
竺可桢办学重分析批判、研究精神的培养，重探索真理、获得知识的方法的训练，反对填鸭式，提倡启发式。他说：“大学能彻底地培养理智，于道德必大有裨益。”
竺可桢警告说，只重传授知识而不是训练智慧（理智），一味灌输，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容易轻信和盲从。他尖锐地提出，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
他一到浙大就正式提出：“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当时，竺可桢苦心罗致好教授有很多例子。比如，罗宗洛教授是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当时愿意来浙大任教，条件是带4名助手。虽然浙大经费困难，教员编制有限，竺可桢还是答应了这一要求。
1946年11月至1947年6月，竺可桢赴欧美考察时也曾在伦敦、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会见海外中国学者、校友，多方为学校物色教授。
竺可桢还聘请到“庚子赔款”留美第一期学员胡刚复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作为严济慈、吴有训等的老师，胡刚复使浙江大学理学院获得很强的发展势头。遗憾的是，建国初院系调整时，浙大理学院被调整掉了。在一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时，竺可桢为此不禁湿了眼眶。参与当时调整事宜的高层领导人后来特别为此公开道歉。
竺可桢主张大学内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但侧重通才教育。他认为，学生的知识面要宽而不要太窄。他认为，多学科、多学院综合性大学有利于培养高质量全面发展的人才。
他要求学生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当时，在学校内迁过程中，每到一地，学校都普及知识，筑防洪堤，垦荒地，办日报，调查当地的经济、地质、气候、风物、人情和疾病，推广传授先进工农业技术，帮助人们戒烟等。
对此，缪进鸿评价说：“实践证明，参加适当的社会活动对人才培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10月开始，竺可桢试行导师制，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改革当时大学教育的三大弊病：重知识之传授而忽视思想品德之熏陶；教法偏于灌输而非启发思想；师生关系太疏。
在导师制引导下，竺可桢日记中记录：“如昨日星期日，学生与老师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约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
当时要求师生须预约时间，每学期见面七八次，每次二三人；有一段时间还曾规定，导师每周与学生在食堂吃一次饭。其中，在学生中有很高威信的费巩教授，每逢周日下午接见两组学生，以治学、治事、交友、律己、待人及礼仪等方面作为谈话题目。
竺可桢还认为，学术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不展开学术研究，教学无法提高。在他的倡导下，全校上下开展学术研究成风，而且学术讨论之风盛行。如数学系独创的“数学研究”课为四年级必修，每周举行一次，指导教师对报告者非常严格，报告者准备也很认真。其他各系的读书报告和学生讨论也很活跃，同学轮流交流心得，然后师生讨论。同学们认为这是求知的最好方式之一。
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全校上下开展学术研究成风。仅1940年一个学期内，数学系在中国数学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有5篇，寄往海外发表的有20多篇。罗宗洛教授及其助手在浙大时期所从事的“微量元素及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研究，先后在国内和英、美学刊上发表近10篇论文。
当时的很多研究都达到较高水平。1945年6月，谈家桢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报告介绍浙大生物系的研究。对于他们在中国抗战八年中尚能作出如此研究成果，美国学者无不感到惊讶和赞赏。
竺可桢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以及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要求很严，比如每学期所修学分1/2以上不及格者退学；考试作弊或有偷窃行为者立即退学；还严格禁止学生吸烟，等等。但课余和假期鼓励学生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有益身心的文娱、读书和社会服务等活动。
竺可桢也很重视体育锻炼，他指出：“运动之目的，最重要者是在增进健康，而使读书做事之效能加多。”并在国内首先实现全体学生一律参加课外体育运动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