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瘦、沉静、温文尔雅，竺安很像他的父亲竺可桢先生。
因为媒体要报道竺可桢的缘故，竺安接受过各类媒体采访不下二十次。这次是他自己第一次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角”，略显拘谨。看得出来，竺安为人处世十分低调。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本报记者 陆琦 实习生 黄仪婷
一次失败的“实验”引领走上科研之路
“父亲工作非常忙，与我们子女相处的时间很少。”
不过，竺安从小对化学感兴趣，与父亲竺可桢的引导密不可分，“他教育孩子的方法使我们获益良深”。
竺安11岁小学毕业时，父亲给他看了一本法布尔著的《科学的故事》。
“那是一本通俗的科普读物。主人公是少年保罗，他叔叔给他讲昆虫的故事，讲蚂蚁与蚜虫相互帮助、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讲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喷发及引起的地震与海啸；叔叔带着保罗一起到野外观察大自然，用土法做化学实验‘人造火山’……这些课外知识极富趣味，深深地吸引着我。”竺安表示，这本书对他日后踏上科学研究之路很有影响。
在竺安8岁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二哥竺衡过13岁生日，父亲送他的生日礼物是一只小木箱。竺安清楚地记得，木箱上面的标签是“少年化学实验室”，里面有多种化学药品，还有试管、试管夹、酒精灯、石蕊试纸等用具，另有一本小册子，讲述了几十个化学实验的做法。
“得此礼物，二哥欣喜至极，立刻和大哥动手做起了实验——制造笑气。”竺安回忆道，“他俩把药品放在试管中加热，可惜的是嗅过试管口的气体后都没笑，又叫我嗅，我也没笑。”
“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竺安笑着，仿佛回到了孩童时。
一次失败的“实验”却勾起竺安对化学莫大的兴趣。此后，他常到附近的书店去翻阅化学读物，还利用二哥的“实验室”做实验；上了初中，便立志以后学化学，长大成为化学家。
“一个启发兴趣的小礼物，远比几百次枯燥的训诫要有益得多，也有效得多。”竺安感慨道。
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十分强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还提出“旅行是最好的教育”。竺安不到16岁时就获得贵州省游泳冠军，后来在1952年和1954年又两次获得浙江省游泳冠军。“不论是父亲还是学校都没有把我当一个运动员来培养，只是培养一种兴趣和健身之道而已。”
国内首倡毛细管电泳研究
1946年，竺安如愿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
“同学、老师都知道我是校长的儿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是校长的儿子而享受特权。”因为竺安觉得那是可耻的，他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感染和教育——自己的前途要靠自己奋斗。
1950年，竺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省公安系统工作，算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直到1956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号召技术人员归队，竺安才得以来到刚刚成立的中科院化学所，成为分析化学研究室的一位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有机元素微量分析工作。
“不搞业务好几年了，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学起。”不过，大学的训练让竺安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和很好的英语底子，加上他的认真努力，很快在工作中成长起来。
1960年竺安结婚后与远在浙江的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向父亲提出过希望照顾的要求，而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也觉得不应依靠自己的地位，而要通过组织手续去解决这一问题。直到1973年，竺安妻儿的户口进北京的问题才最终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经过13年以后才告结束。
上世纪60年代初，竺安主攻色谱分析研究，利用气相色谱检测器的高灵敏度，进行痕量物质的分析。1959年和1978年，竺安两次获得全国劳模称号。
上世纪70年代末，竺安开始思考色谱学的发展方向。他敏锐地认识到，生物大分子和相关物质将会是色谱分离的主要对象，而生物大分子特别慢的扩散速度会大大降低它们在色谱过程中的分离效率。但在电泳过程中却正好相反，分子越大、扩散系数越小，电泳分离的效率反而越高。
于是，他开始了毛细管电泳的探索。毛细管电泳的突破性工作是1981年由美国的约根森（Jorgenson）做出的，但国际上很多权威的分析化学家没有及时认识到它的价值，而经过多年思考色谱出路的竺安一下子看到了它的深远意义，立即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它。
“我的一个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到美国，替美国的诺弗提尼（Novotny，色谱权威之一）教授建立了毛细管电泳的研究，使他大为兴奋，立即投入大批力量于这一领域，获得不少成果。分析化学的权威卡格尔（Karger）则是在约根森论文发表后数年才看到它的重要性而参加到这个领域里来。”竺安说，“我对研究方向的判断还算比较好的。只可惜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我每三年才能分配到一个硕士生，因为上面有许多大专家，分配研究生先要保证他们的需要。而自己的努力也不够，工作进展不理想。”
如今，毛细管电泳已然发展为生物大分子分离分析的利器，人类的科技到20世纪末才能测定分子庞大、结构复杂的人类和动物基因的DNA序列，靠的正是这一技术。毛细管电泳研究也在化学所获得了迅速而全面的发展，成为我国此领域研究的中心之一。
全心投入《竺可桢全集》编写
从2000年开始，竺安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编辑校对《竺可桢全集》。
“我知道出版《竺可桢全集》意义重大，但实在不敢奢望它能得以实现，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光是竺可桢的日记就有900万字，而竺可桢的著作大概有四五百万字。尤其他的日记全是手写的，又经过了六七十年，有的字迹很不清楚，所以辨认的难度高、数量大。“我的参与，对于字迹和人名、地名以及外文的辨认能有一些帮助。”
“这项工作的提出，并非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由一批竺可桢过去的学生和部下提出。它不在国家的或部门的计划之内，因此经费很有限。先后参与编辑工作的三十多人基本都是义务的，大家共同怀着对竺可桢的感戴、热爱、敬佩之情坚持长期的工作，其中有些老同志如吕东明、施雅风、黄宗甄等人事未竟而身先去，令人感到极度可惜，因为他们正是这一工作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此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明知这项工作耗时长、投入多、成书后销量少，却能看到它的深远的社会意义，毅然决定揽下这个工作，投入了启动经费，并一直支持到今天，使我十分钦佩与感激。此前我们也曾联系过多家别的出版社，都是一开口就索要几十万元的启动费，把我们吓跑了。”竺安说。
完成《竺可桢全集》是竺安最大的愿望。他一方面觉得这是自己的义务，应该把父亲宝贵的遗产整理出来，传之后世；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够将竺可桢的著作、日记、思想统统如实地展示给世人，不作任何的删节或美化，这也是竺可桢毕生所提倡和实践的“求是精神”的体现。
“出名的大学校长很多，但是去世了几十年后大家还依旧深深怀念的校长就少了。”每每提到自己的父亲，竺安的眼中总是充满了崇敬与怀念之情。
《中国科学报》 (2012-04-13 B3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