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校领导每天保证在管理岗位工作8小时以上；不和教师争学术资源、争课题项目；不利用职权为自己跑项目、跑课题……为更好约束自己、切实提高治校水平，近日，西安交通大学校领导班子制定《约法十则》，从思想、民主、管理、责任等方面自我提出10条具体要求。西安交大校领导班子共同承诺：“以上约定，如有违反，甘愿接受群众批评和组织处理。”

说到底，以上“约法十则”就是要做职业化的校长，制约校长的行政权力，不得用行政权谋求教育利益和学术利益。在笔者看来，这些“约法”听上去虽美，但很可能难以落实。要推进校长职业化，最关键的是建立利益回避制度，一旦担任校领导，就不再从事学术研究。

按照以上约定，校领导一旦有违反，甘愿接受群众批评和组织监督，这传递出校领导坚决执行“约定”的决心，可问题是，如果有群众举报校长和教师争学术资源，谁来进行调查？目前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并不独立，往往听命于行政，有哪个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会独立启动对校领导争资源的调查？

再者，怎样界定“争”这个概念？比如同样一个课题，有校长申请，也有普通教师申请，这是不是和教师争学术资源？如果这不属于“争”，那么假如评审者看到校长的名头，偏向校长，或者校长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打招呼”，这却是普通教师所不能掌握的。

即使是校长利用职权跑要项目，在当前也被视为和集体利益联系在一起。有校长就曾说，自己并不想在某课题挂第一申请人，可为了提高成功率，大家一致要求自己挂帅，听上去“被挂名”极不情愿，甚至是为集体利益作出牺牲一样，这种情况下，怎么追究领导“牺牲自己成全集体”的责任呢？

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就在于校长们退出学术研究，等自己离开校长岗位后，如有能力和兴趣，再重新进行研究。此前，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任校长在上任时都作出不再申请新课题的承诺，受到舆论广泛好评，“十约定”相对于退出课题申请的承诺来说，在做职业化校长方面态度还不坚决。

从2011年起，教育部开始启动公选大学校长的试点。公选校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推进校长去行政化，实现专业化、职业化。2012年，公选校长的公告还明确提到，“任职后能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这虽然是针对公选校长而言，其实也适合其他新上岗的校领导。换言之，校长把全部工作时间都用到学校管理中，这应该是规定，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

以笔者之见，一旦担任校长岗位，就承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应该是校长职业化必须作出的选择。或有人说，如果这样要求一名有学术研究能力的学者，会是对其学术能力的浪费和牺牲。那么，如果学者认为自己担任校领导是“牺牲”，就请他不要作出“牺牲”，做好自己的学术研究就是。选拔、任命校领导，不是选择学术最好的，而是懂教育、懂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事实表明，如果校长一边做管理，一边做学术，管理和学术都可能做不好，反过来还会制造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败坏教育和学术风气。

耶鲁大学前校长雷文在《大学工作》一书中写道，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事情。在他看来，大学校长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带研究生、搞研究成果，那就是与校长的本职工作背道而驰，除了不明职责地忙个焦头烂额，没有任何美妙可言。这值得我国校长学习和借鉴。更重要的是，我国在大学校长的选拔、任命和管理中，应把职业化作为一项制度安排，从而让校长切实做到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