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代号为“培根”的爆料人向本报记者提供了四份材料，举报世界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公司（Sanofi，欧洲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SAN；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SNY），在2007年11月前后，向中国北京、上海、杭州及广州的79家医院，503位医生，借“研究经费”（“研究者费”）名义，支付约169万元的费用。
这些举报材料还显示，在这79家医院之外，赛诺菲还向北京地区的另外5家医院，共43位医生，每月通过现金报销、礼品赠送等方式，输送利益两万多元。
在与本报记者的多次通信中，爆料人“培根”始终回避自己的身份。赛诺菲的数位前员工对本报记者表示，“培根”可能是，或至少曾是赛诺菲中国公司的高层职员。
“一般的医药代表，只能掌握自己负责医院的信息；本城市的信息，只有在开会时，由区域负责人口头通报，书面材料都无法掌握。而能够得到北京、上海、广州及杭州四市信息的，基本只可能是中国总部的较高级别职员。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肯定是划作了不同的大区，该大区的经理也难以掌握其他大区的数据。”
“培根”亦称，一个医药代表最多就负责两三家医院，在若干个医药代表之上，还有负责的销售区域经理。他提供的材料，仅仅是“冰山一角”。即使是北京，也还没有把所有的北京大医院和二级医院全包括进去。如果全部统计到的话，会更加“触目惊心”。
8月初，赛诺菲公司回应本报记者称：公司非常重视这一事宜，并已启动相应工作程序进行核实。目前，赛诺菲尚不能确认举报所指的事宜。
169万疑似“研究经费”
总部位于法国的赛诺菲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医药公司之一。2013年7月出炉的《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名中，赛诺菲位于第219位，在医疗行业中，仅次于强生、辉瑞、诺华、罗氏和默沙东（默克），排名第6位。赛诺菲在30年前即在中国开设办事处，目前在中国拥有超过6500位员工。
“培根”提供的举报材料，汇总完成于2007年11月，集中反映了赛诺菲两种药物——“安博维”（厄贝沙坦片）、“安博诺”（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的销售及“回扣”等情况。“安博维”，2000年在中国内地上市，用于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2007年，获得当时的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3年升格为总局）批准，增加了一项新的适应症，即“合并高血压的2型糖尿病肾病的治疗”。
“安博诺”，2004年在中国内地上市，同样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及治疗单用厄贝沙坦或氢氯噻嗪不能有效控制血压的患者。
最常见的“安博维”和“安博诺”，均为7片/盒，每片150mg。患者需要每天服用至少一片。根据国家发改委在2007年1月的定价，这种规格的“安博维”每盒37.4元，“安博诺”每盒44.2元。价格执行至今。
“培根”提供的举报“材料一”，名为“i-targe付款情况”，内容显示：赛诺菲公司向位于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的79家的503位医生，支付总计为169.088万元的费用（具体请见本版“相关”部分）。
根据材料的“付款信息”备注可看出，这些费用的名目是“研究经费”。赛诺菲公司支付给医生们的标准是，每个病例80元。对于每位医生的费用，有的是一次性付款，有的则是分批次付款。
最多的一位，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心内科某医生，上报“回执例数”140例，得款11200元；最少的是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医生，上报仅1例，得款80元。
本报记者核对了材料中所提及的500多位医生的姓名，除个别书写错误外，基本均有其人，而且集中在各自医院的“心内科”。时至今日，这些医生，绝大多数仍然在岗。记者随机选取了其中几位医生，向他们征询此事，但没有得到回应。
幕后“调控”药品销量
在“材料二”中列出，在2007年5月，赛诺菲给北京航天总医院等5家医院其中27位医生开出了预算，总金额4150元，实际支出4200元。支出的名目有购物卡、购书卡、办公用品、餐劵、食品、吃饭及科室聚会吃饭（科会）等。
同时，赛诺菲也明确了“销售目标”，“安博维”要“销售”给170位病例，“安博诺” 260例。实际成果如何？当月，安博维“销售”出了350位病例；安博诺销售出了300位病例，都超出了预期目标。
从2007年5月至10月，五个月的时间里，赛诺菲对这5家医院的40位医生（普仁医院实际有3位医生没有产生费用），总计预算为2.77万元，实际支出为2.765万元。
“安博维”计划销售2445盒，实际销售出3415盒；安博诺计划销售2995盒，实际销售2600盒。
举报“材料三”，是安博维和安博诺，在北京丰台医院、北京电力医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这三家医院的销量统计情况，并分心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及高干科等科室单列。
具体而言，比如丰台医院，2007年第三季度，平均每月有15位心内科大夫，为65位病人开出了“安博维”，平均每月总销量为300盒。
对于第四季度，赛诺菲希望能在这一科室，平均每月开出“安博维”处方的医生增加到23位，买药的病人增加到85位，每月总销量达到400盒。
“安博诺”方面，丰台医院心内科，在2007年第三季度，平均每月有13位医生，为230位病人，开出了1000盒“安博诺”。
赛诺菲希望在第四季度，平均每月有16位医生，为250位病人，开出1100盒“安博诺”。
“材料三”还显示：在2007年第三季度，“安博维”于上述三家医院，总计销售出约6066盒，平均每月为2022盒。
同一时间段里，“安博诺”在丰台医院销售出5289盒，平均每月1763盒。
举报“材料四”，是一张空白表格，为“处方医生信息表”，内容包括：医院名称、科室名称、医生姓名、医生在当前岗位的时间、该医生每月门诊量多少、“产出情况”（该医生每月的处方量）、“投入情况”（销售费用）、给高处方医生组织的活动情况。
不过，举报“材料三”和“材料四”，没有赛诺菲公司向医生或医院付出“费用”的记录。
借研究变相行贿？
本报发现，举报“材料四”有“PMS”的注释。包括赛诺菲前医药代表在内的多位外资药企员工，对本报记者解释，所谓PMS，在此处的全称是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即上市后临床监测，也可等同于“上市后临床监测费用”，或IV期临床费用。这与举报“材料一”的“研究费用”，意思相同。
赛诺菲公司对本报记者称，赛诺菲公司会对旗下药品开展IV期临床试验，参与试验的医院和医生由公司医学部按标准遴选。参加临床试验的医生为此需要开展许多工作，试验过程中必须收集并核实患者数据，必须参加研究会议，并且提供研究报告。在公司管理的临床试验中医生可以因其付出的劳动而获得报酬，这被称为“研究者费”。
赛诺菲公司同时介绍，“安博维”和“安博诺”在中国上市后，进行了三个IV期临床试验，分别是：2003年-2004年，“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复方片剂IV期研究：中国患者高血压治疗”；2006年-2008年，“厄贝沙坦在2型糖尿病高血压伴微量白蛋白尿的研究”；2008年-2009年，“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复方片剂治疗中国中重度原发性高血压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
赛诺菲同时称，这三项IV期临床试验的学术成果都已提交科学杂志，大部分已公开发表。
从时间上看，与举报材料吻合的有一项：2006年-2008年，“厄贝沙坦在2型糖尿病高血压伴微量白蛋白尿的研究”。
本报记者查询了这项试验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信息，这项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的确进行了注册；然而，在试验设计环节，没有提到参与试验的医院、医生等信息，也没有样本病例数，同时，研究成果未曾公开发布（No Study Results Posted）。
同时，本报记者还查询了中国论文数据库，其中确有数篇医学论文，与“厄贝沙坦在2型糖尿病高血压伴微量白蛋白尿的研究”相关。但是无论是作者，还是作者所在的医院，均不在举报材料之内。
赛诺菲公司也没有回答本报记者关于这些试验参与的医院城市分布及医院数量，样本病例数，“研究者费”标准和总计支付了多少“研究者费”等问题。
对此，爆料人“培根”向本报记者表示，此类虚假的“研究费”，与“虚假的讲课费”类似，都是“行贿由头”，实质就是医生开药的“回扣”。
包括前赛诺菲员工在内的多位外资医药企业代表，对本报记者也证实，以“研究费”，或曰“病例观察费”名义，向医生输送利益的做法，非常普遍。其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各自公司的‘合规’要求”，但摆脱不了“商业贿赂”的嫌疑。
有医药代表还称，有部分医生，会比较认真地填写“病例观察”表格；但多数都是敷衍了事，因为这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交易”。有些关系好的医生，甚至要求医药代表帮忙填写。
甚至，有个别医生申报和填写的病例数，明显超出其能力范围，如前文提到的积水潭医院某医生，一次申报140个病例。“明知他可能在作假，我们也只有认账，因为一般不敢得罪这些医生。”
对于为什么要如此输送利益，受访的医药代表们回答，“很简单，如果不给钱，医生们就不会开我们的药。”
高血压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丽敏等人的研究显示，在2010 年中国成年人中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3.5%，估计患病人数达到了3.3 亿。
与此同时，在中国，当前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多达百种以上，无论是“安博维”还是“安博诺”，都不是“不可替代”的药品。即使是同一通用名下的药品，厄贝沙坦片和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中国也早已有多家国产仿制药上市。
抛开专利保护权和药效等问题不论，这些国产厄贝沙坦片和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的价格，仅为赛诺菲产品的一半左右。
（实习生王怡婷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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