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有两件事情足以在中国高校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一，先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范昕建于5月30日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两个月后，党委书记张忠元又被调查，校长、书记在短时间内双双落马，为高校多年来所罕见;其二，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被控贪污上千万课题经费，数额之高，创下了贪污科研经费的新纪录(据7月25日《21世纪经济报道》、7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微博上还有人爆料，今年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很悲摧：校长范昕建被抓后，校方赶紧重新做毕业证，签章、签名换成了党委书记张忠元。结果毕业生们拿到张书记盖章、签名的毕业证没多久，张书记也被抓了。同学们捧着珍藏版的毕业证书“内牛满面”……
不知道此时这些毕业生对母校、对师长怀有什么样的感情?是一如既往地感到自豪和崇敬，还是为其感到羞赧和愤懑?抑或本来就未抱多大希望，此事只不过是多加了一个注脚罢了?如果是这样，那真的值得我们反思当下的大学出了什么状况，本应纯净、中正的象牙塔何以变成蝇营狗苟之所?
以上两个案例，恰好诠释了当前高校腐败案件的发案规律——集中于基建和科研经费方面。四川教育界的一位高层官员认为，连续多发的高校腐败案集中于基建领域，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校大举扩张、大建新校区密切相关。而国家、学校对科研工作的更加重视和更多投入，在科研活动获得充分经费保障的同时，也让部分为人师者贪心萌动、上下其手。
但是，对学校建设、教学科研投入大不是滋生蛀虫的根本原因，也不能归责于个别人员自身防腐拒变能力的薄弱，制度的缺陷才是让贪念有机可乘的关键命门。以陈英旭贪污科研经费为例，陈英旭2008年正式接手科研课题，而相关的资金管理办法、验收管理细则直到一两年之后才陆续出台。浙江大学相关人士就认为，科研经费出现问题与经费使用管理制度的缺乏和滞后有莫大关系。而成都中医药大学校级领导接连倒下，也反映出学校管理制度上存在的问题。由于校领导都是上级主管部门任命，造成了高校存在饱受诟病的官本位倾向，各项事务往往是“一把手”或主管领导说了算，权力缺少制约，党内监督、群众监督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通过由教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和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但这只是一个框架性的规定，具体的配套措施、实施细则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导致广大高校只能各抬各的轿、各吹各的调，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大学作为文治教化之地，理应保有社会的良知和斯文。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自律、自爱，清规戒律——也就是各项制度——才是“大道之行”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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