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学宿舍大楼前（照片由北京大学提供）
12月6日是侯仁之先生诞辰102周年纪念日，侯老终于没有挺到这一天，一个月前离我们而去了。
今年8月，得到北京大学报告：医院向侯老家属发出病危通知。听到这一消息，我放下手头工作，急匆匆赶到了北京友谊医院。主治医生介绍说，侯老的心肺等器官已全部进入衰竭状态，人已昏迷不醒，随时有失去生命迹象的危险。我们听完这一情况，穿上消毒服，直奔重症监护室侯老床前。我的嗓门大，大声喊着：“侯老！侯老！我们来看您来了。侯老！侯老！”令人吃惊的是，侯老睁开了眼睛。他似乎熟悉我们这些老朋友的声音，听到了我们的喊声，这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我把情况告诉了侯老的女儿、儿子、媳妇，大家都激动不已，因为这真是一个奇迹。其实这充分说明了侯老顽强的生命力。后来，侯先生的病情一度好转，我们甚至乐观地认为可以在12月6日为先生祝贺102岁的生日。未料天不假年，在我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前夕，侯先生在北京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
抚今追昔，20年来与侯老交谈、向侯老请益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是和蔼可亲的长者，是声名显赫的学术泰斗，更是我们在教科文事业上的引路人和传薪者，为中国的教育、科技、文化事业默默耕耘了一生。
慧眼卓识
中国申遗第一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68年来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是世界公认的重要成就，而侯仁之先生为中国的申遗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84年，侯先生应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从美国同行处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和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侯先生曾专门撰文详述这一经历：在美国的建筑学界，很多位教授都十分关心我国古建筑和古遗迹的维修和保护工作，认为我们如能做好这一类的文物保护，那就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斯坦伯格（Hilgard O.R.Sternberg）教授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他们都非常希望中国能尽快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侯先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理念和实践所感动，归国后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建议我政府尽早参加提案》，并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1985年12月12日，我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截至2013年6月，我国共有45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位居世界第二，越来越多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受到我国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20余年来，随着“世界遗产”这一国际性概念广泛普及，越来越多的国人认识到文化和生态的价值，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重要性；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通过这条渠道，对中国的文化传承和风景名胜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今天，我们欣喜于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蓬勃发展的同时，不能忘记侯仁之先生的“首倡之功”。
赤子情深
北京的守望者
侯仁之先生常说，他对北京“知之愈深，爱之弥坚”。自从20岁来到北京读书起，他一生的事业与情感都与这座古城联系在一起。侯老曾在一篇文章中忆起初入北京的感受：“既到北京而后，那数日之间的观感，又好像忽然投身于一个传统的、有形的历史文化的洪流中，手触目视无不渲染鲜明浓厚的历史色彩，一呼一吸都感觉到这古城文化空气蕴藉的醇郁……这一切所代表的，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文化的‘诉诸力’。它不但诉诸于我的感官，而且诉诸于我的心灵，我好像忽然把握到关于‘过去’的一种灵感，它的根基深入地中。这实在是我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最伟大的一课历史教育，是我平生所难忘怀的。”
年少时激发的情感贯穿了侯先生整个学术人生。他在北京城的起源和城址选择、历代水源的开辟、城址的变迁沿革、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和规划设计等方面所做的大量研究一直为人称道；更让人感动的是，侯老一直到晚年仍为古城的保护而奔走。
上世纪80年代，侯先生曾撰文《卢沟桥与北京城》，详述卢沟桥与北京城的渊源。他认为，卢沟桥800年的历史与北京城可谓是血肉相连，它不仅显示了古代人民卓越的工程技术，也是北京城原始聚落的诞生之地，亦被马可·波罗赞扬并扬名欧洲，而近代以来，它又见证了日军侵华的铁蹄，标志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当侯先生得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卢沟桥频繁行车而导致桥体面临损毁危机，他马上撰文呼吁“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认为“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
在侯老的大声疾呼和奔走下，卢沟桥很快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整修，后来还被列为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
1993年，北京西客站破土动工，选址就在莲花池畔。当时的莲花池已经干涸，有人提议直接把北京西站建在莲花池原址上，既可以节省搬迁的人力物力，还能利用凹陷的地形。侯先生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强调“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这个意见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莲花池原址被保留了下来。在北京西站建设期间，侯老一直惦记着莲花池，还和夫人张玮瑛老师亲自去了一趟施工现场。那时候主体工程虽然完成，但是还没有装电梯，当两位老人一步步搀扶走上楼梯，看到的是干涸的莲花池底，里面堆放了建筑材料。侯先生忧心忡忡，回去又写了《莲花池畔再造京门》，建议开发莲花池的水源，恢复其原貌。
1998年4月28日下午，87岁的侯先生应邀前往北京市委去作报告介绍北京城市的历史。他在题为《从莲花池到后门桥》的报告中讲到：“由于莲花池的存在，影响到一个古代城市一步步成长，最后扩建为金朝的中都城。这就是北京建都的开始。因此可以说北京城的成长和莲花池的关系至关重要……现在北京开发水利工程，我殷切希望能够把莲花池尽可能地加以恢复。”先生的报告受到北京的高度重视，他的建议也被正式采纳。两个月后，莲花池恢复改造工程正式启动；紧接着，侯先生报告中提议的后门桥修缮计划也开始启动。后门桥所在地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没有它就没有北京城市南北的中轴线。侯先生建议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河道的景观，使历史上中轴线设计的起点重新焕发光彩。2000年12月21日，莲花池和后门桥遗址举行修复仪式时，侯先生虽然行动不便，但仍坚持坐着轮椅前去参加。
坐落在北京城西北角的“三山五园”，亦是侯先生一生的牵挂。从读大学起，他的足迹遍及颐和园、西山、圆明园。侯先生曾风趣地讲过，“在燕京大学我等于是上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正规的六日制大学——就是燕京大学；还有一个一日制的大学——我叫他‘圆明园大学’。”上世纪50年代初，侯先生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时，通过对北京西北郊新定文化教育区的地理条件和发展过程的实地考察，写了《北京海淀附近地形、水道与聚落》等文章，为新区的规划提供参考。侯老到了晚年，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做长途考察，他的关注点便又回到当年的学术出发地，围绕海淀和燕园做了“未名湖溯源”、“海淀镇与北京城”等研究。1995年左右，侯先生眼见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恐对生态环境和历史坏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和威胁，于是提出，要采取措施，把颐和园东侧面积数千亩的地区（即万柳地区）保护起来并予以绿化，成为北京的一个大“绿肺”。北京市接受了侯老的建议，“万柳工程”成为北京绿化隔离带建设规划面积最大的项目之一。
一直到侯老95岁高龄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京城西北郊历史环境的保护。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应当从两个方面考虑对环境的保护：一是海淀和西北部的香山一带，是历史上北京重要的风景名胜区，考虑到其对现代北京生态的重要作用，要重视生态走廊的保护与建设。另一个是在海淀附近，有圆明园和颐和园等名园的存在，颐和园还是世界文化遗产，要保护好遗产的本体及其周围的环境，控制建筑高度，防止污染，努力营造良好的生态与文化环境。2012年6月，北京把推动海淀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建设列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倘若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忽视了文化传承，往往会使我们误入喧嚣和泥淖。侯先生仿佛一位睿智的先哲，在崎岖和迷雾中引领我们上下求索。感谢侯先生等前辈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执著，我们不知会失去多少历史的遗珍。
哲人其萎，文字不朽
苦难中的作品《北平历史地理》
12月6日也是先生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出版首发的日子。
2010年8月，侯先生夫人张玮瑛老师因为侯老的病情而焦虑万分，突发脑梗塞昏迷不醒，住在北医三院。
我和张伟瑛师母也非常熟悉，过去每次探望侯老，师母总是端茶倒水，不离侯老左右，谈笑风生，为我研究司徒雷登与燕大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建议。侯老已经很长时间卧床不起，师母也是为照顾侯老而着急病倒。一听这个消息，我马上赶到了北医三院。那时候侯老住在北大校医院，师母住在北医三院，他们的子女也为看护老人而在两个医院奔波。幸运的是，师母被抢救回来，但不能言语。我为侯老百岁生日祝寿的《静水流深 星斗其人》一文发表之后，侯老女儿侯馥兴大姐特意把文章念给师母听。大姐告诉我，师母听后露出笑容。我相信，老师与师母虽然不住一个医院，心灵却是永远相通的。
也正是在我这次去探望师母的时候，得知侯老上个世纪40年代末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还一直未有中文版问世。历史地理学界的专家一致认为，这部著作无论是在侯先生个人的学术发展历程中，还是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至今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仍具有重要意义，堪称经典。外研社第一时间联系侯老的家人取得授权，联系北京大学邓辉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申雨平教授等进行翻译。经过3年多的努力，这部凝聚了侯先生学术智慧的作品就要面世了，这是令人激动的事情。侯馥兴大姐告诉我，今年9月24日，这部著作的试读本被送进病房，伴随了侯老人生最后的跋涉。外研社的编辑特地选用了侯先生手绘的北平古城图作为封面，封面特地选用的朱红底色，也正是紫禁城宫墙的颜色。
馥兴大姐还告诉我，侯先生这本著作的腹稿，是1941年他被关押在日本陆军监狱时构思的。这本写在身陷囹圄、国家危亡时刻的著作，不仅是苦难中的习作，亦是侯老30岁时的明志之作。我又想起侯老1944年写给大学毕业生的寄语：“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侯仁之先生用他元气淋漓的学术人生，献身于祖国的教育、科技、文化事业，使得国家、社会乃至今天的青年学生都享受着他的余荫。
谨以此文纪念侯仁之先生。
（本文作者为教育部副部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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