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 1911年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籍贯山东，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燕京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博士学位。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1962年发表《历史地理学刍议》。1952年在北京大学正式开设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上世纪80年代，积极推动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在北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侯仁之暮年的故事：
1999年冬夜的一晚，狮子座流星雨爆发，为寻找开阔的观看地带，一些北大师生自发聚集到未名湖南岸、慈济寺遗址旁。这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已静静地仰望天空多时。当得知老先生就是已88岁高龄的侯仁之，师生们自发地围拢到先生周围，听他讲夜空的广袤、流星的璀璨，还有有关燕园、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
那个夜晚，无数颗流星划过。但在北大师生的心中，在燕园的学术星空，侯仁之则是一颗恒星。
22日，得知即将迎来102岁生日的侯仁之先生辞世，燕园内，师生们陆续来到先生生前居住的燕南园61号献上鲜花，还有一些人则来到未名湖畔，在那块先生题写的未名湖石碑前，追忆先生生前的点滴——
只要是阳光好的日子，先生便会坐在轮椅上，由女儿推着散步，每每走到未名湖畔，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地理学的先生会说，“多少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是这样……”
是的，他依然是这样。百岁人生，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一个人与一门学科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发生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此时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完成质的飞跃——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尽管文章很短，但却影响深远，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一个人与一座城
“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对北京，侯仁之说自己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对于侯仁之来说，北京不仅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第二故乡，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了这个对象，温和的侯仁之常常迸发出勇士般的豪情。
关于卢沟桥的保护，正是如此。
“在卢沟河上，有一座美丽的石头桥，老实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把“最好”献给了卢沟桥。然而这座历史悠久的大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已疲惫不堪，破损严重。
“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不久，北京市政府决定进行整修。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和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
让侯仁之放心不下的，还有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后门桥。
“必须把后门桥保护下来，元大都的大运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98年，已近90高龄的侯仁之提出重要建议——恢复后门桥的景观。后门桥是历史上北京城址转移的一个标尺，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侯仁之建议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的水上景观，正是这个建议，使得历史上中轴线的最初设计起点焕然一新。
对北京这座城，侯仁之到底有多爱？北京大学前后二十几届的学生都是见证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每年北大新生入校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20多年，直到侯仁之年事高了为止，这也算是北大的一桩美谈了。
一个人与一项工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
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有关侯仁之，还有许多故事，有关他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有关他的求学经历、赤子之心。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95岁之前，燕园的师生还能经常看见先生的身影。近些年来，先生已久卧病榻。
如今，尽管先生已驾鹤西去，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未名湖畔那尊石碑，提醒着后人，爱脚下一方土地，珍视一段历史和过往，不能让一座城市失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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