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侯仁之 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摄
朱红的墙身，高翘的檐角，作为曾经的燕京大学旧址，“北阁”一定不会忘记70多年来一直徜徉其间的那位老学子。
粼粼的湖水，巍巍的古塔，作为北京大学的标志之一，未名湖一定记得在湖畔为自己题写名字的那位百岁老人。
满墙艳红的爬山虎，一径灿黄的落叶，作为一代大师汇聚地，燕南园一定惦记着那位随和、慈祥，很有猫缘的老住客。
今天（11月2日），这位历经燕园百年风雨的老人，永远地把自己留在了这里。
10月28日下午四时，北大百年纪念讲堂里，侯仁之先生追悼灵堂送走了最后的来访者，缓缓地关上了门，三天来交替回响的先生最爱的《燕京大学校歌》和《田园交响曲》也止息了，侯先生安静地将102年的人生融入自己毕生钟爱的这片土地。
从顾颉刚到达比，他守望了一个学科
81年前，也是一个金秋时节，侯仁之经保送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历史大家顾颉刚和洪业（煨莲）教授。“整个校园风景秀丽，光彩焕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这是侯仁之初入学的第一印象，令他终生难忘。
从此，侯仁之的人生与燕园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洪煨莲教授对于校园历史的研究，使他深受启发，一直影响到侯仁之日后的研究方向。“正是洪老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四年后，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顾颉刚先生开设了一门“古迹文物调查实习”课，隔周带学生到选定的古建筑或重要古遗址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这对我是个极为难得的训练，也进一步启发了我对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兴趣。”侯先生曾深情地回忆自己的恩师。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此时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完成质的飞跃——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这篇文章尽管很短，但却影响深远，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之后，他又结合教学向国家教育部建议，把新公布的“中国沿革地理”一课更新改造为“中国历史地理”。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他守望了一座古城
“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对北京，侯仁之说自己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对于侯仁之来说，北京不仅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第二故乡，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了这个对象，温和的侯仁之常常迸发出勇士般的豪情。
在北大长期求学和工作的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形容，侯仁之对于北京来说就像一个“深情的守望者”。北京著名的文物景区莲花池、卢沟桥、后门桥等都是在侯仁之呼吁下得到抢救的。
“在卢沟河上，有一座美丽的石头桥，老实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把“最好”献给了卢沟桥。然而这座历史悠久的大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已疲惫不堪，破损严重。
“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不久，北京市政府决定进行整修。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和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
1993年，北京要修建新的门户——西铁路客运站，有人提议在干涸已久的莲花池上选址，既可利用地形，还少了搬迁之累。
侯仁之听自己的一个学生谈起此事后，表示坚决反对。据他研究，这里是北京城的起源，“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他的意见最终被采纳，西客站的主楼东移了100多米，莲花池得以保留。
侯仁之的夫人张玮瑛记得，丈夫那段时间一直惦记着莲花池。西客站主体建筑基本完成后，他就要亲自去看。当时电梯还没有安装，这对八旬高龄的夫妇搀扶着爬楼梯一直到顶。他们看到，干涸的莲花池成了堆放建筑材料的大仓库。
回家之后，忧心忡忡的侯仁之写了《莲花池畔再造京门》一文，建议北京市恢复莲花池的水源，再现其历史风貌。
让侯仁之放心不下的，还有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后门桥。“必须把后门桥保护下来，元大都的大运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几年以后的1998年4月24日，侯仁之受邀为北京市领导作讲座，专讲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他选的题目就是“从莲花池到后门桥”。提出重要建议——恢复后门桥的景观。后门桥是历史上北京城址转移的一个标尺，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
根据他的建议，北京市将莲花池地区的环境整治工程和后门桥文物修复工程列入市政府重点抢救修缮工程项目。
2000年12月21日，莲花池和后门桥重焕生机，北京市举行了修复开园仪式，侯仁之坐着轮椅到场。就在前几天，他摔了一跤，家人注意到，因为总在惦记莲花池，他甚至在看病取药时，随手在药盒背面写下自己的想法。
在他居住的北大燕南园61号，莲花池的风景照挂在客厅内。在侯仁之看来，这是他晚年的一件大事。
对北京这座城，侯仁之到底有多少爱？北京大学无数的学生都是见证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每年北大新生入校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20多年，在1993年之前，侯仁之都会在北大开设一门全校选修课“北京历史地理”，不知有多少学生因为听了这门课，对北京城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热爱。
从北京到华盛顿，他守望了一份基业
据夫人张玮瑛总结，侯仁之一生写作的高峰期是在晚年。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他发表文章百篇之多。这种旺盛精力一直延续到近90岁。他起床很早，到中午时分，有时会说上一句：“我已经工作了8小时了。”
在这段时间，他不但学术成果频出，也以“中国申遗第一人”的名号为外界所知。
1984年，侯仁之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从事科学研究，在夫人的协助下完成了极为重要的论文《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在该校工作期间，侯仁之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世界文化和自然保护公约”，其目的在于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我国却尚未参加。
据古建筑保护专家郑孝燮回忆，在1985年全国政协会议之前，他收到侯仁之的来信。侯仁之告诉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应该加入这个公约，希望与他联名在政协会议上提交一份有关的提案。
1985年的政协会议上，他联合阳含熙、罗哲文和郑孝燮3位委员共同签名提交提案。当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我国有了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保护的项目。现在我国得以列入该公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已有近30处，并且日益引起国际上的重视。
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侯仁之的足迹不仅仅留在古城、古道，更留在了野外荒漠。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侯仁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与同事学生一起完成了对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西部乌兰布和沙漠和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的多次考察，发现了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包括不同时代的大小古城废墟，也揭示了环境变迁问题，正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了严重的沙漠化。直到上世纪90年代，已经年逾八旬的他仍然持续不断去沙漠考察。1993年的暑假，侯仁之又带着学生们去内蒙古的赤峰市考察。不料大雨冲垮路基，火车只到京郊怀柔就返回了。于是，最后一次野外考察就这样结束了，那年，侯仁之82岁。
如果说人生的广度是以一生行走的地域来界定，人生的深度是以纵贯历史的思考来衡量，那么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百年人生，可谓纵横跌宕。而他一生为人低调、淡薄、平和，则是参透了生活的大智慧。
侯仁之在90岁时说谈到自己“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愿这平静安详永远陪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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