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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征战奥运， “心”可随伦敦？ |
| 中国科学报：关注奥运健儿心理健康保障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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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晨
再过20多天，中国国家队就要出征伦敦奥运会了。可究竟有几名心理学专家能随队前往，还没有定论。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刘淑慧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她从1983年开始到国家射击队给运动员提供心理咨询，至今已近30年。她经常被射击队冠军们称为幕后英雄，但她并不能亲临奥运会现场帮助运动员调整心态。
心理健康在社会上越来越热，而奥运健儿们的心理健康保障情况如何？
稳定发挥的基础
作为国家体育总局备战伦敦奥运会心理专家组组长，张忠秋参加了过去3届奥运会，他的工作就是从心理学角度保障运动员在赛场上发挥出真实水平。
张忠秋告诉记者，在国家队，心理咨询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有射击队和跳水队等，无论平时还是赛前，心理科研教练的工作都贯穿于运动员训练之中，这能让运动员保持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
张忠秋清楚地记得，2008年一次大赛前，国家队一名运动员进入了高度焦虑状态，失去了应有的运动节奏。张忠秋与教练组和运动员达成一致，决定采用短期焦点技术结合表象训练的方法，让他一遍遍看自己以前成功的录像。渐渐地，这名运动员节奏感回来了，并最终获得了大赛冠军。
在射击队，从许海峰、王义夫、张山到杜丽、庞伟、郭文珺、陶璐娜，冠军们念念不忘的“刘老师”，就是刘淑慧。
“（运动员）能不能成大器，心理条件是决定性因素。”张忠秋在近日举行的首届竞技体育心理咨询应用研讨会上，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位竞技体育心理学工作者如是说。
张忠秋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30年来，运动心理学已经逐渐在中国运动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他还曾应邀介绍运动心理学的经验。研究人员反映，这些经验对其他心理学研究很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留守后方的尴尬
“目前中国运动队并没有在队内设立心理学专家工作岗位。”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志青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们只是以科研教练或科研人员的方式介入到运动员平时的训练当中。等到国外大赛时，他们无法随队出征，也就没办法现场提供心理学帮助。
这种大范围立项开始于北京申奥成功之后，也就是2002年。科技部、国家体育总局、地方体育科学院所都会和有关运动队联合设立这种心理学科研项目。
比这种形式更接近运动员比赛状态的是美、澳、德等体育强国的做法。例如，美国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就开始长期聘用多位运动心理学家，组成运动心理服务部门。北京奥运会上，美国奥委会聘请了15名运动心理学专家，在多个重点项目的国家队工作。目前，在美国奥委会注册从业的运动心理学家达130人。
刘淑慧始终认为，运动队的心理咨询有两个目标：运动员心理水平的提高和比赛水平的正常发挥。其中，前者是基础，是最根本、最持久、最重要的目标。
如果心理学专家不能亲临现场，那么就应当帮助运动员把心理基础打好。然而，国家队运动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出征前并未完全解决。
正处于巅峰时期的国家队主力大多是“80后”、“90后”。张忠秋总结他们的心理特点包括：个性突出、爱憎分明、自我表现欲强、自尊心强、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想法。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像从前的运动员那样服从，缺乏坚韧性，不能包容，不能接受挫折。
这使得他们的心理状态很容易产生波动。“现在想要培养出邓亚萍那样抗压能力极强的运动员，太难了。”张忠秋说。
高志青认为，目前国内竞技体育运动员的管理模式接近军事化管理，运动员培养以专项训练为主。由于接触面不够宽，运动员很少有意识地主动寻求心理学帮助。
由于对象是人、复杂性高、个体差异大、优秀运动员不可复制等原因，目前运动心理学在我国实际应用时，对运动员成绩提高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
默默努力的坚持
张忠秋认为，要想一下子改变上述现实，不太可能。
高志青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不能因为环境不好，就不做工作了；相反，这种环境说明心理学工作还有很大空间”。
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刘淑慧提出了具体建议。首先，心理科研教练要端正自身态度，摆正位置，明白自己是教练员的助手，而不是利益分享者。
其次，“最重要的是了解专项，了解教练员和运动员。”刘淑慧说。
刘淑慧到国家射击队时，已年近四十，可她却老老实实地从学习如何射击开始，一步一步走进射击队运动员的心中。她建议，作为心理科研教练的新人们，既要让教练员感到对他的尊重、依靠，又要保护运动员的隐私和秘密，让运动员感到被爱护和保护，逐步得到运动员的绝对信任。
张忠秋相信，尽管目前我国运动心理学的应用情况还赶不上欧美体育强国，但不论运动员还是教练员，都会渐渐接受和信任心理科研教练。
《中国科学报》 (2012-06-28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