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院2012年新当选院士名单5月1日揭晓，八位华人当选，其中两位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大学少年班，分别是骆利群和庄小威。神经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骆利群曾经于2008年在北京大学对 学院学生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骆利群：今天台下的人不多，大家可以坐近一点。我在讲的过程中，你们有问题可以放心的打断我。我准备的幻灯片不多，如果你们中间不提问题，也许半小时就讲完了。

 

我现在讲话可能有点慢，因为来之前刚刚讲了三个多小时《BIO2000》的课，有点累。我在上周问邀请我来演讲的饶毅教授：“你希望我讲点什么东西？我讲什么东西对北大的学生有帮助？干脆你给我出个题吧，你给我出什么题我就讲什么。”所以，他就给我出了这个题——主观报告和客观分析。

 

这个题我看了以后，觉得蛮难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回头看过，往回看多没劲，更好的应该在前方，应该往前看。但是我之前说过饶院长给我出什么题，我就讲什么题。他出了这个题，我也没办法了，只能往回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往回看。

 

总结了很久，我最大的结论就是生活是一系列的意外事。Life是“生活”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生命”。生命也是一系列的意外事。我们蛋白质氨基酸是L型的，DNA是右旋的，其实如果真是左旋或者阴型也可以，如果在进化过程中有那么一个偶然，把所有的东西都变了一个镜像，也没问题。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我们生命中很多类似的这种偶然现象才造成现在这样一个社会，才造成大家坐在这个报告厅里。生命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就这个题目来讲，我从科大少年班到斯坦福做教授，是主观报告。今天主观报告比较多，至于客观分析，我想在你们听完主观报告后，和大家一块讨论一块分析。

 

主观报告从科大少年班开始，在此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发生在科大少年班之前的事情，因为这件事也证明了我这个理论：生命、生活是一系列的意外事。你们外面张贴的海报把我的生日都说出来了，所以我也没办法隐瞒。我出生的那年正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或许从历史书上能看到。说实话，我对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爸爸妈妈有时候要去工厂。我爸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中学老师，他们经常去工厂或者农村学工学农，接受再教育。我爸爸是教俄语的，在俄语教材组，他们工作的时候，工宣队就坐在那儿看着他们，监督他们好好干活。我小的时候没什么远大理想，因为那个时候大学和科学家不被重视，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了做一名公共汽车司机。我觉得公共汽车司机坐在那儿非常威武，整个车都要跟着他跑。为了这个理想，我还特意买了上海市地图，整天坐在板凳上，看着地图转弯，结果我把地图都背下来了。那个时候人家叫我活地图，到哪里去坐几路车，坐几站地，我都知道。我现在研究的神经图谱（brain map）与这或许也有点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学不招生，但是小学还是有的。我们小学每天只上半天课，因为学校教室有限，同一个教室要供两个班使用，一个班上午上课，另外一个班下午上课。读四年级的时候，要学外语，有英语和俄语可以选择，要通过抽签决定学习哪门外语，我抽到了英语。后来想想，抽到俄语的学生真是不合算，小学学俄语，中学学俄语，最后学完了却派不上什么用场。

 

我们英语第一课就是《Long Life Chairman Mao》，第一句要学的英语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但是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就逝世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迎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高考也恢复了，当时是从十几岁的到三十几岁的一块去参加高考，整个社会都好像要把浪费的时间追回来。我很幸运，正好十岁的时候就碰上了这个时代。

 

这张照片（照片中邓小平和陈景润握手）里面的两个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邓小平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没有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和邓小平握手的这位是谁，你们有人认得出来吗？（有人答是陈景润）对，是陈景润，著名的数学家。我五年级的时候，《人民日报》转载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文中讲他走路的时候想数学问题，头撞到电线杆上的故事。哥德巴赫猜想到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陈景润证明的是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叫1+2。哥德巴赫猜想指出，每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变成2个素数之和，这个证明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而陈景润证明的是，每一个大于2的偶数可以变成1个素数和1个几乎是素数的和，这个几乎是素数的数是2个素数的乘积。陈景润在世界上的地位确实很高，加上徐迟的报告文学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影响了一代年青人，并由此产生了数学竞赛。记得我们上海市有一年的数学竞赛第一名叫李俊，也是一个小陈景润，当时大家都学习陈景润，学习李俊。李俊现在斯坦福大学，是数学系的教授，我经常跟他一起吃饭、出游，这时后话。陈景润出名以后，大家都对数学特别感兴趣，那时候青少年数理化自学丛书有一大堆。如果你感觉老师上课讲得太慢，你就可以自己学那个自学丛书。

 

下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父母。这是我上少年班前一年，爸爸妈妈和我一块在我们新区照的相（屏幕上照片）。我爸爸妈妈都是教语言的，对数理化不很懂，但是他们给我灌输了认真学习的思想。当时我爸妈给我买了那套数学自学丛书，所以我初中的时候学了一点高中的数学，这对我考少年班的帮助很大。

 

报考少年班也是一个偶然现象。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我家正好要搬到离学校很远的地方，因为我在学校成绩不错，所以老师不希望我转到别的高中去，就告诉我说，你就不要转学了，我们给你免费、免试升高中。因为不用考试，就经常和朋友们在外面操场上玩，后来老师说：“你免试，别人没有免试，你自己玩就行了，别影响了其他人。”老师接着说：“干脆给你点事情做做，科大有个少年班，你去考一考吧，考不上也没关系，反正你免试升高中。”后来，老师就在高考之前两个月把我升到高二，那时候已经在进行第二轮高考复习，再过两个月就高考了。结果我考得还可以，就这样，我走进了大学。

 

少年班有一个好处是你们北大等其他大学没有的，除非是刚才饶毅说的那些特殊班（指北大的元培班等），就是少年班的同学可以任意选择课程，可以选择各种各样不同的专业。当时科大本科是五年制，前三年我们可以随便换班，到了后两年才分到各系。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面临着今后到底学什么的问题。说实话，我当时对物理很感兴趣，学生物也是一个偶然。你们知道，有很多生物学家他们小的时候就对自然界很感叹，看到标本也觉得很好玩。我小时候在上海没看到过什么生物标本，所以也没机会因神秘的自然界而感叹。

 

我学生物说实话是受我妈妈影响，像饶毅刚才说的那样，到科大上学后，我妈妈还是希望我回上海，因为我是独生子。她知道我对科研比较感兴趣，大学毕业以后十有八九要到研究所，物理的研究所多在北京，生物的研究所多在上海，于是她就整天说学生物好啊。说实话，那时候我年纪还小，还受妈妈影响。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要放弃物理，只是觉得可以上两门生物课程试一试，结果学下来后对生物还真是有了感觉。

 

比较而言，我觉得物理是非常成熟的科学，至少探索的是物质，是世界的本质，解决自然世界的一切现象，所以比较让人感兴趣的。那时候物理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科学，但是生物却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自己给自己的理由就是：一方面，为我妈妈着想；另一方面，生物确实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发现，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学生物。这也是一个意外的事情。

 

当时的科大生物系是从物理系的一个专业发展起来的，所以生物系也没有什么科班的老师。我们当时的课程主要讲的是物质结构，比如分子生物学，主要是讲DNA结构之类的东西，对真正的生物学了解很少。当然，至少是由此踏上了生物学这条船了，所以就先走走看。上世纪80年代，美籍华人科学家吴瑞先生牵头发起创办了CUSBEA，支持中国的大学生前往美国留学。本来即将迎来吴瑞先生80岁诞辰，都决定了要到康奈尔去给他开一个庆生纪念会，可惜几个月前吴瑞先生离开了我们。目前正在准备开一个追悼会，来赞颂他的贡献和功绩。我原来也不知道CUSBEA是怎么起源的，最近看了很多纪念吴瑞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这里给你们泄露一下。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提出要把中国的科学搞上去，要在40年以后赶上世界水平。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影响了整整一个世代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使得人才极为缺乏，所以培养高层次人才最快的办法是把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送到外国去接受培养。当然，肯定也有人反对这一政策，他们担心这些人才送出去之后就不回来了。邓小平显得很有信心，说只要一小部分回来就够了。现在看来，随着国家一步步的往前走，回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你们看，饶毅院长等一小部分人已经回来了，而且我相信在今后10年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去外国留学的大陆学生回来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

 

吴瑞先生不仅通过组织CUSBEA给我们提供出国留学的机会，让我们在科学研究方面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且还造福了我个人的家庭生活。刚才饶毅已经说过，我跟我太太——北大生化专业毕业的廖晓伶——就是通过CUSBEA认识的，我也成了北大家属。

 

这里再讲一下Brandeis大学。刚才饶毅已经讲了好多我们学校的特点，当时去这个学校也是一个偶然。饶毅刚才说了，我大约是第7、第8个进去面试的，面试官问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回答说gene regulation。面试官听了之后一拍桌子：Why every Chinese is interested in gene regulation？（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都对基因调控感兴趣？）我马上给吓住了。由于我笔试成绩还不错，所以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录取我，并让我选学校，CUSBEA给每个学生提供4所学校选择。当时我也不知道美国有哪些学校，就知道两所，一个是哈佛大学（Harvard），一个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所以前两个志愿我就选了Harvard和Stanford。当时我还把Harvard这个词拼错了两个字母，所以Harvard自然不可能录取我，Stanford也一样没录取我。我的第三和第四志愿分别是Brandeis和Utah，我知道Utah是美国的一个州，Brandeis之前没听说过，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当时在广州集训的时候，教我们英语的一个男老师，他来自于美国中部的一所学校，给我们说Brandeis好，学校所在的波士顿是个好地方，所以我就选了Brandeis。最终，Brandeis录取了我，我也就来到了Brandeis。

 

到了以后，才知道Brandeis这所学校确实如饶毅所说的那样，尽管小但是很有特色。其中一点就是学校小而且学生少，这样每个学生受到老师的关心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班有5个学生，我跟我夫人，还有3个美国人，1年之后这3个美国人中的两个都走掉了，搞得这个班就像是我们家的一样，自然受到的关怀也就多。其次是因为学校小，不像MIT、Harvard那样有很多很好的学科，Brandeis只有几个项目比较好，所以我就选了比较好的项目。Brandeis大学的神经科学比较好，还有就是果蝇遗传学比较好。我选择从事神经科学果蝇遗传学研究，师从Kalpana White教授。她是一个来自印度的科学家，嫁给了一个美国人，我们都叫她老白。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教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她喜欢自己做自己的实验，对我们是顺其自然，给了我们很多独立创作的空间，使得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学了不少东西。另一个对我帮助很大的教授是我夫人的导师，叫Michael，我们都叫他老马。他周围有很多中国人，我们这些中国人在一起聊天时如果提到他的名字，尽管他听不懂中文但还是知道在说他，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这样他就不知道我们讲什么了。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学家，不过跟老白相反，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我从老马那儿也学了不少东西，而且还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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