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述而不作
师承
杜道生7岁入新式小学，正值“五四运动”，他就跟着哥哥在游行队伍中跑。父亲担心误了学业，赶紧将其接回，送进杜家的私塾，从此开始读圣贤之书。
90多年后，杜道生谈及当年父亲送他读私塾的事依然心存感激。他常对学生说：“我一辈子治学的工夫，全赖那6年的童子功哩。”
高中毕业后，杜道生考入四川大学文学系。读了一年不满意，又考入北京辅仁大学文学系。读了一年仍不满意，又分别报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新生考试、插班考试，结果两校都录取了他。因为仰慕胡适、蒋梦麟两先生的为人及才学，杜道生选择了北京大学，到该校三年级语言文字专业就读。
杜道生一共考上4所大学，读了3所，曾先后受教于胡适、闻一多、钱穆、朱光潜、沈兼士等名师。杜道生思想上深受胡适影响，朴素一生，但一身傲骨。他说：“我的恩师胡适先生说过，文人不可有满脸傲气，但绝不可无一身傲骨，这就是文人的价值。”
就学问上来说，对杜道生影响最大的是沈兼士。沈兼士是杜道生读辅仁大学时文学系的系主任，讲授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杜道生立志终身研究文字学，就是从沈兼士开始的。
当年在北大，杜道生与同学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上街游行，被军队的水龙冲散，棉衣湿透，冷得打颤。回去以后，发烧生病，沈兼士派同学来问候。病愈后，杜道生去见沈兼士，先生对他说：“道生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了，需要人来继承。你来跟我学习吧。”
后来，杜道生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从此走上了这条路。50多年了，我一直记着先生的话，走选定的路。今天想来，我一点不后悔。”
“你们不要看到现在汉字改革，将来国家对汉字还要保护。汉字的改革是对大众讲的，汉字的保护才是我们这些读书人的责任。”杜道生一辈子都记得恩师说过的这段话。当时很多学者提出废除汉字，用拼音文字取代。沈兼士说这段话，是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好好研究汉字，保护汉字。
从此，杜道生立志终身捍卫汉字。解放后，凡是关于汉字简化的各种学术会议，他一概不参加。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只有繁体字才能深刻体现汉字形体与字义之间的关系，展现汉字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简化以后，汉字的美妙就体现不出来了。”
1937年，杜道生北大毕业，留校读研究生。结果抗战爆发，无法继续求学。他选择了回乡，在乐山、成都、大邑、新都等地任中学教师、校长。教书之余，杜道生最喜欢的，还是读古书、抄古书。
抗战中，马一浮避寇到川。为培养能真正传承中华圣贤精神的读书人，他在乐山创办了复性书院。借此机会，杜道生拜在马一浮门下受教，学习了大约3年。
杜道生回忆说：“马先生神情静穆，不苟言笑，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虽然教学严厉、学问渊博，但他绝不轻视后学。”
马一浮留一把长须，在文革中绝食而死，去世时86岁。为了纪念给自己最大影响的恩师，杜道生就在86岁这年蓄须，也留了一把白胡子。杜道生的弟子王旭说：“先生在胡适身上学到的是气魄，在马一浮先生那里悟到的是境界。”
学问
在老师家里，学生周及徐曾问到《说文解字》中的一个字，杜道生当即说这个字在第几卷、属于何部的第几个字。他还让周及徐随即从书架上抽取大徐本《说文》翻看。杜道生在一旁背诵该字的说解，周及徐将之与书中的内容相对，结果竟毫发不爽。
杜道生毕生从事汉语言文字教学，熟读经典，能背诵《说文解字》，于段氏《说文解字注》尤熟。《说文解字》的9353个汉字，他都能详细讲出造字原理、字形字义、演变源流，并能熟练写出其篆体，还能讲出许多前人所未讲到的汉字中所蕴含的哲学内涵。学生称他为“活字典”，学界则誉他为“汉字守护人”。
周及徐说：“先生的书屋里放着好多本《说文》，在屋里的任何一个座位，都可以随手取到。先生讲学著述皆谨慎细心，字字有据，不妄作，引据前人而自有心得。”
“文革”中，杜道生和许多大学教师一样，下放劳动。杜道生一生嗜书如命，如何面对这样的处境？他不齿于读那些时下风行的大批判文章，便在衣兜里揣一本《新华字典》。劳动间歇时和晚上，便一人偷空默读，一面读，一面用小纸片悄悄地记写。
“文革”结束后，杜道生指出《新华字典》中三百余处应该修订或补充的地方，写成一封长信寄给主持《新华字典》编撰的魏建功先生。不久后，杜道生收到魏老回信，热情地肯定了他的意见，并允诺在下一次《新华字典》印刷时参考他的意见进行修订。
但是，述而不作是杜道生治学的最大特点。其所著述至今多未公开发表，计有《论语新注新译》、《说文段注义例辑略》、《汉文字学常识》、《三字经译述》、《千字文简注》、《四川扬琴唱本》以及许多零篇散章。公开发表且引起广泛关注的，仅1982年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一文。
1982年，中国内地开始新一轮的文字改革。在此背景下，杜道生觉得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文字的意义。于是，便有了《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一文。他说，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大众掌握，但是文字改革不能脱离传统，必须要保存传统文化，不能走拼音化的道路。我们国家民族因汉字而有统一之标志，我们历史文化因汉字而得万世之流传。
讲课时，杜道生曾对学生说：“今人多爱创立新说，动辄洋洋著书，然而行之不久。多少道理古人已讲在前头，明白清楚，只是今人不读古人书，不知道而已。故著书不如抄书，把自己的意思用前人的话来表达，述古言心，岂不两全？”
文字学以外，杜道生终身研习又身体力行的就是儒家学说。《诗经》、《左传》、《古文观止》等一大批经典，他都能全文背诵。杜道生尤其注重《四书》，不光是正文，就连朱熹的集注，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
2011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杜道生注译的《论语新注新译》。周及徐说：“该书的著述始于1987年，以毛笔小楷抄录，字迹工整，至2003年春节后油印成书，赠送友人和学生，前后共历17个寒暑。”
杜道生一生仿效圣人，述而不作。这本《论语新注新译》可以算是他唯一的专著，这也是弟子们考虑到老师年龄大了，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将其研读《论语》的心得传扬于世，才出版以志纪念。
在外人心中，杜道生研究文字、信仰儒家，肯定是个守旧的“老古董”，但他的思想并不拘泥，更不守旧。杜道生可以无障碍地阅读英文原著，德语和日语亦颇为熟悉。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四川师大的一位研究生在回忆杜道生时说：“杜先生年逾八十而心态若童，在他口中什么怀海德、卡西尔、列维·斯特劳斯等洋人名字也时有飞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