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认真地给我打电话，说：我在某某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你推荐我当院士吧。真令人哭笑不得！”昨天（2月10日），正在参加北京市科协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陈佳洱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抨击了当前科技界存在的一些“怪”现象。
怪象一：造假剽窃
陈佳洱院士是北京大学原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北京市科协名誉主席，上世纪50年代他曾师从于我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朱光亚等人，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经历，77岁的陈佳洱感慨万分，他说，老一代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都体现出非常严谨的学风。他们对概念论证、理论计算、实验操作以及数据获取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一丝不苟，生怕出现一点纰漏。“1951年我刚上大学时，王大珩先生当时是我们的物理系主任，他的光学实验课要求严格极了，学生先要在他面前讲述一遍实验过程，讲清楚了才能开始实验，实验过程若做得不够好或不够细致，王先生会当场退回，每节课他都当场评分，若能得个5分，那这个同学不知会有多高兴，大家都喊着让他请吃花生米。”说到自己的恩师朱光亚，陈佳洱很是动容，他说当年朱先生备一堂课会花一个星期时间，自己写讲义，每个字每个公式都非常工整。
相比老一代科学家严谨细致的优良作风，陈佳洱说，现在的一些科研人员差得太远了，有些人甚至为了个人名利而造假和剽窃抄袭，这种恶劣行径不仅是个人的人格堕落，也影响我国科研人员的国际声誉。
怪象二：发论文最重要
“现在一谈到科研水平，就是看你发表了多少有影响的论文，事实上这种‘惟论文论’的科研评价体系是不合理的。”陈佳洱说，现在很多单位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就是论文的数量及其影响，不少单位在考核中还过分看重在国外期刊，特别是《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因此就出现了有人希望我推荐当院士的事。”
陈佳洱告诉记者，实际上《自然》和《科学》杂志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刊登的文章更强调“新颖性”，许多是高级科技新闻，虽然其关注的人多，影响力大，但并不等于所发表论文的学术或应用价值就必然比发表在其他杂志上更高。相比之下，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看重的主要是科研成果对社会进步的实质性贡献，并不以论文的数量和其发表期刊的影响等量化因子的排名论英雄。日本也是如此，陈佳洱的一位日本科学家朋友在《日本理论物理杂志》这样的不知名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事实上只要成果的水平和质量高，不管发表在什么期刊，最后总能够引起科学界的关注。”
怪象三：朋友变对手
现在高校和一些科研单位之间不再是紧密合作的伙伴而是激烈竞争的对手，这点也让陈佳洱感到困惑和不解，科技创新需要交流与合作，需要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但现在竞争的激烈使得一些科研人员不愿向同事或同行透露自己的新想法，不能进行真诚的交流与合作，甚至还会在署名等方面违反科研诚信的原则。
“以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陈佳洱回忆自己当年从吉林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参与筹办我国第一个原子核教育基地的过程，“开始时北大一点基础都没有，完全靠钱三强先生领导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全力扶持，从仪器设备到教学实验大楼，甚至学生和教职工的宿舍都是在中科院全力支持下搞起来的。正是有了这样紧密的结合，一大批青年原子核的人才迅速地成长了起来。我们头上两届毕业生中出了9位院士。”除了青年人才培养外，国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像朱光亚、彭怀武、周光召、于敏等都是从北大调去研究院并为国家“两弹”作出重大贡献的教师。
“我自己也受益于中科院与高校的紧密合作。”陈佳洱说，1963年组织上派他去英国学习，是中科院领导张劲夫找自己谈的话。当时中科院一共只有四个名额，他把一个给了在北京大学的陈佳洱。
“近年来无序竞争冒头、功利化政绩观干扰，使得科研体制上条块分割愈演愈烈，可以说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分离，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阻力。”这位老科学家忧心忡忡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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