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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所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大学中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无法由科学家单独加以解决的。
■郭英剑
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为主导、人文边缘化的时代。
科学技术的含义可谓众所周知。但对于“人文”，说起来就要复杂一些。“人文”在英文中主要有两个词来表示，第一是humanities。一般来说，humanities指的是通过分析、批评和观察等方法研究人的境况的学科，主要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美术、音乐、戏剧等。第二个词是liberal arts。但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译作“文理”，比如在指称美国的一些四年制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s时，就翻译作“文理学院”。当然，若是从liberal arts colleges的核心课程以及培养目标来看的话，翻译作“人文学院”也说得过去，只不过似乎不如“文理学院”更能够让人对学校的性质一目了然。
在全球化的今天，针对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人们不断在质疑的问题是，学人文有什么用。特别在以人文学科见长的文理学院之中，这样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这里人们更多质疑的是文理学院中的第一类，即有关人文类的知识。由此我们看到，在科学技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当代世界，人文学科不但被边缘化，而且还被置于科学技术的对立面。因此，人文学科的位置在哪里，与全球主导性的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这些似乎都成了一个问题。
2011年10月底，美国波士顿学院的人文研究院（这并非是该校的文理学院，而只是研究人文学科的机构）召开了一次题为“在文理大学中，科学何以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研讨会。
波士顿学院是一所文理学院。召开的这次高峰论坛，主题是探讨在文理学院的语境下，基础的理论科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实际上更多地探讨了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正如该校人文研究院院长克莱恩（Mary Crane）所说，“我们希望寻找到从科学的角度去探讨重要问题的演讲者，他们同时也应该会谈论人文学科（humanities）、社会科学以及科学的重要性。而这些演讲嘉宾的观点，对于我们当今认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无裨益。”
在此次研讨会上，共有四位专家应邀担任演讲嘉宾。第一位是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作为《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她提出了“人类纪”（anthropocene）的观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地质学时代，我们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不仅要通过科学知识，还与各种人文学科有关。第二位学者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品克（Steven Pinker）。他主要讨论了自己的新著《暴力行为下降的历史及其缘由》。
接下来，弗吉尼亚大学的传媒研究与法律教授威德亚纳森（Siva Vaidhyanathan）针对“科学何以重要”的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当今社会之中，占据前沿地位的工程师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知识的鸿沟，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着力在全社会强调批评性思维，另一方面要更加努力地在由于学科划分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知识之间架起桥梁。身为传媒研究与法律专家的威德亚纳森说，科学家需要借助我们的帮助，才能够创建一个更富文化、更为关键的城邦。科学的文化不是追求科学的回归，而是要让人们能够看透本质。
第四位演讲者、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格林（Brian Greene）结合自身的研究，在演讲中呼吁提升人们的批评性思维能力，才能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他说：“科学就是一个巨大的想象力的运动场所，同时也是以集体的方式解决各种问题的伟大范式。”在谈到“科学何以至关重要”的问题时，格林强调指出，公众如果对于像理论物理这些研究领域的进展有所了解的话——尽管相当困难，就可以使人们更多地从跨学科的角度去看问题。
此次会议之后，克莱恩教授与奇利斯（Thomas Chiles）两人在《高等教育纪事》上刊登了题为《为什么人文需要科学，反之亦然》的文章，对此次研讨会作了总的评述。
文章认为，在21世纪，人文教育无疑需要重新审视其概念与范畴。当许多人说人文学科应当居于中心地位的时候，其他人在质疑：事实还是如此吗？当科学占据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人文教育又会怎么样？文章指出，在波士顿学院的研讨会上，人们的很多观点是毋庸置疑的。比如：科学知识至关重要，不然人们无法理解地球变暖、物种灭绝、社会进化、技术与数字媒体与人类捕捉信息的关系等问题，以及技术变化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和公共政策等等。
然而，该文认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最重要的一个答案，其实很简单：在一所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大学中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无法由科学家单独加以解决的”。在此次研讨会上，贯穿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必要对其“大科学”（big science）的重要性及其科学发现的含义与大众做好沟通工作。比如，对于像地球气候变化这类复杂的问题，需要科学家去挖掘并阐述其根本原因。但与此同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同样需要去评估气候变化之于人口与社会的影响，而新闻工作者则需要把这类信息完整地传递给社会大众。
文章提出，在一个环境和经济都面临挑战的高度技术化的时代，提高我们的理解能力和辨析科学证据与科学观点的能力至关重要。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出路之一就是需要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比如新闻、经济、社会学、政治学与哲学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的鼎力合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把科学的新发现及其与社会相关的联系向社会大众解释得更好更清楚。
文章特别指出，我们应该致力于对高校中的学生进行教育，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社会大众。如果他们能够接受人文教育，他们就有能力辨析和评价信息的内容、来源及其关联性。而作为人文学科特征的讨论、阅读与思维，恰恰是未来有效行动的前奏。我们也需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在自己对科学依据作出评价的基础上，作出负责任的且符合伦理道德的决定。我们需要激励他们去行动，而不仅仅是在讨论、“纸上谈兵”或者把问题留给后人。
应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也在逐步认识到人文学科这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实际上同样具有“无用之用”的功能。而无论是波士顿学院所聘请的专家的主旨演讲，还是发表在《高等教育纪事》上的文章所阐述的观点，应该可以给极其强调科学技术创新以及重要性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中国科学报》 (2012-01-11 B3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