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人文情怀”研讨会现场。朱广清摄
编者的话
近日，中国科协第七届常委会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在京举行“科学家的人文情怀”研讨会，该委员会主任张开逊主持会议。近代科学诞生及其自然科学传统建立，源于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推崇的理性探索精神；这种理性探索精神承继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人文主义思想，最终发展成为科学精神的基本支柱。如何探寻科学智慧与人文精神融合的途径，缓解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等多重危机，走出思想与理念的迷失与误区，是人类今天面临的重大课题。
本报记者 朱广清
爱因斯坦曾呼吁像诺贝尔那样具有良知与责任感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跻身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列。”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醒民在发言中说，爱因斯坦从未陶醉在科学的胜利进军中，他明锐地意识到科学的异化及其危险——他特别指出，科学技术最大的灾难，是为人类自身创造大规模毁灭的手段，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令人心碎的悲剧。
李醒民指出，对于科学异化与技术的误用、滥用和恶用，爱因斯坦认为“把罪责归咎于科学是不合理的”，“只能归咎于道德沦丧，归咎于没有建立起世界性政治组织”。他指出，要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就要“创立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传统”。
李醒民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爱因斯坦强烈谴责德国纳粹分子用受害者脊髓置换脑髓的兽性，深恶痛绝其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恶。他自始至终呼吁科学家从人类长远利益、根本福祉和终极价值出发，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他很早便倡议欧洲建立欧洲联邦，以及一个超国家的维护世界和平组织——世界政府和世界联邦，以实现公正和理性的世界秩序；他寄托于1919年成立的国联和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希望它们能够过渡或被改造为这样的世界政府。
“从1914年发表第一个反战声明，到1955年逝世前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废止战争维护和平宣言，爱因斯坦走出象牙塔，为和平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李醒民说，一战爆发时，爱因斯坦就曾谴责战争是“堕落的物种”所干的“蠢事”，并为此感到“怜悯和作呕”。
二战中，他指出保卫和平是一个“伦理公设”，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有如科学公设无须证明一样必须遵从——是科学家赖以行进的前提。
二战后，他持科学理性主义分析与思考战争的根源及其实现永久和平的途径，就一系列论题——反对重新武装德国、时刻警惕冷战幽灵存在、要和平而不要原子战争、制止美苏军备竞赛、实现和平共处等，提出新思维与行动方案。
李醒民指出，爱因斯坦一再强调，没有良心的科学，是灵魂的毁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是道德沦丧与人类的悲哀。他呼吁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以诺贝尔为榜样，要有良心和责任感，坚决拒绝一切不义要求，必要时甚至采用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爱因斯坦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讲演中，告诫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你们想使一生的工作对人类有益，那么只了解应用科学本身还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以这样的方式保证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诅咒的祸害。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李醒民认为爱因斯坦的案例，给予人们诸多启示。
哲人科学家为两种文化的融合与人的全面发展，树立了值得仿效的榜样。他们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具有深厚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质，这成为他们创造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然归宿。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人类进步的双翼或双轮——哪一翼太弱都无法顺利起飞，哪一轮太小则不能平稳行驶。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文化是盲目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文化是蹩足和虚浮的。
解决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本，是要从教育入手，从娃娃抓起。
从费曼与梁思成的“完整人格”到王大珩为“蛟龙”点睛
费曼与梁思成的“完整人格”
美国科普作家雷·斯潘根贝格曾说，人们把“天才”一词用在20世纪两位物理学家身上，一位是爱因斯坦，另一位是费曼。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王直华，在研究会上讲述费曼独特的“创造人格”。
美国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既有科学情怀又有人文情怀；既有科学风采又有人文风采。
11年前，英国物理学杂志社为迎接21世纪到来而组织了一项活动，邀请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参与，评选有史以来10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其中有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费曼也名列其间。
在这些杰出的物理学家中，费曼在时间上距我们最近。
最令人钦敬的是，费曼把科学研究当做自己最好玩的“游戏”。他说：“科学是智慧的游戏。”与费曼持相同“游戏观”者，有科学家也有文学艺术家。譬如，菲尔茨奖获得者符拉基米尔·弗沃特斯基、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弗莱明，以及与歌德同时代的剧作家和诗人席勒等。席勒认为，游戏（审美）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费曼终身享受科学探究的快乐，这种“智慧的游戏”就是他终身的“游戏”。按照席勒的标准，费曼是“真正的人”。
费曼留下了丰富的科学和人文遗产：他生性好奇，特立独行；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对所有的科学领域都着迷，渴望知道事物背后的机理，并具有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王直华说，费曼用多彩的人生，诠释“创造力心理学”：直觉、灵感、想象力，是创造力的重要维度；真实、完整人格，是创造人格。王直华说，今年，恰逢梁思成诞辰110周年。梁思成的教育理念与费曼的科学理念可谓殊途同归。
1947年，梁思成赴美讲学考察归来后，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次学术讲座，题为《半个人的世界》。他强调，教育要将“理工”与“人文”结合，培养具有完全人格的人；而只重“理工”或只重“人文”，被他称作“半个人”的教育。《半个人的世界》当年就刊发在《清华周刊》上。
人们常问：创造力从哪里来？王直华说，我们传播完整文化、建构完整人格，创造力便会在真实、完整人格的土壤里发芽。
王大珩为“蛟龙”点睛
我国“863”计划倡导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王大珩，曾担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他这样诠释作为测量技术的仪器仪表在国民经济中具何地位与作用：“测量技术是信息技术的源头”；“仪器仪表是工业生产的‘倍增器’，科学研究的‘先行官’，军事上的‘战斗力’和社会生活中的‘物化法官’”。他还特别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是龙的传人，不能做恐龙；中国科学技术要像蛟龙一样腾飞，这条‘蛟龙’的头是信息技术，仪器仪表则是‘蛟龙’的眼睛，要画龙点睛。”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肖中汉说，王大珩多次领衔提出的建议，蕴涵科学家的战略远见，受到国家重视并被有关部门采纳。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重大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几个月后的1979年4月，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就在这次大会期间，王大珩与汪德昭等科学家联合发起，并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全体代表共同提出《关于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几点建议》。这份建议受到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务院于当年10月批准成立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
高精度仪器仪表依赖进口，危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甚至国家安全，我国如何尽快摆脱这种依赖？新世纪之初，王大珩等11位院士将此思考汇集成《加快仪器仪表产业发展的建议》，得到当时我国3位副总理的批示；接着，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接受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委托，组织专家调研组历时3个月走访7省市，调查了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等几十个企事业单位，会见了几百名科技工作者和企业管理者，形成一份两万多字的调研报告《振兴我国仪器仪表产业的对策和建议》，其中许多建议被政府部门采纳。
科学家群体凝结的人类先进文化力量
科学史上的不朽丰碑
“科学史上，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科学家不胜枚举。”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在研讨会上历数那些不朽的丰碑。
布鲁诺为宣传“日心说”，笑对火刑；伽利略为支持“地动说”甘受囚禁；居里夫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数吨沥青铀矿中提炼出0.1克镭元素；阿基米德为演算一道数学命题，在被罗马士兵刺死前仍沉着地对刽子手说，让我把这道数学题算完；陈景润在不足6平方米的昏暗斗室，求证哥德巴赫猜想1+2；彭加木告别繁华的上海，15次进疆科考，魂断罗布泊；“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郭永怀在飞机失事的刹那间，用生命保护了实验数据……
“科学家的学养与品格，决定科学创造的成功与失败。”
郭曰方说，居里夫人曾在其《我的信念》一文中说：“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报酬。然而，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事业的进展，受到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忱谋求物质上的利益。”居里夫人还有这样一段名言：“人类需要理想主义者，他们无私地追求一个目标如痴如迷，简直就无暇顾及个人物质利益。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不会成为富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要财富。”居里夫人的这种境界，对当今那些以追求物质利益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人来说，恐怕永远无法理解。
郭曰方说，爱因斯坦曾评价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爱因斯坦说：“我每天上百次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以同样的分量，尽力报偿我所领受和至今还在领受的所得。”
在郭曰方看来，科学家群体在探索与创造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宝库中最为光彩夺目的珍贵财富；它们与科学家群体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完美融合，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与人类未来。
郭曰方指出，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当前我国科技界、教育界存在的突出问题。由此，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委员会举行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研讨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哲人石”中的人文境界
科学家是一组特殊人群，其中科学大家体现的人文情怀，往往最具感染力。“哲人石”丛书之中不乏其例。“哲人石”丛书主创者、辞书出版社总编辑潘涛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世平感触颇深。
约翰·格里宾在《双螺旋探秘——量子物理学与生命》中告知读者——薛定谔，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却以一本名叫《生命是什么》的小册子，深刻地影响双螺旋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以及当时一批青年科学家。
薛定谔提出，可用量子论解释遗传机制。量子论的最大启示是，在“自然界的圣典”里，发现了不连续性的特点；而当时的观点认为，自然界中除连续性外，全都是荒谬的。薛定谔所勾勒的
图景，使得一批物理学家转而投身
研究，例如威尔金斯、卢里亚、施陶丁格等。
科学家的哲学视角，使生命世界的微观大门，倏然打开。
卡尔·萨根的名字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在中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对宇宙和生命的理性思考与对科学的乐观信念，通过他的著作《伊甸园的飞龙》、《暗淡蓝点》、《魔鬼出没的世界》，以及他的电视系列剧《宇宙》解说乃至他的科幻小说及其改编后的同名科幻影片《接触》等作品，在千千万万的读者和观众的头脑里留下深刻印记。如果作一个统计，有多少人是看了萨根的书后开始对科学感兴趣甚至选择科学作为职业生涯的，这个数目肯定不会小。
“由于萨根能传播科学的美妙之处和重要性，想象力丰富，能用容易理解的词语阐明难懂的科学概念”，因而在1994年被美国科学院授予“公共福利奖”。
伽莫夫在“哲人石”丛书的多本图书中反复出现，如《双螺旋探秘》、《大爆炸探秘》等，足见其影响力。
伽莫夫是科学天才，首次提出遗传学密码的概念，并提出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他研究兴趣广泛，从最初的量子力学到后来的遗传学、核物理学和宇宙起源，发表了关于大爆炸的论文，还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汤普金斯先生”，以此先生为主人公，推出《汤普金斯先生探索原子世界》（中译本《物理世界奇遇记》），他的另一本科普图书《从一到无穷大》也已成为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在潘涛和王世平看来，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看待，可读出科学知识背后更深层次的内容——科学发展的历程、科学所独具的认识世界的方式、科学家身上与众不同的特质等。科学成为一种文化，使科学发现、科学精神特质、科学思维方式得以积淀和流传，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人类文明进程。
大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与人文情怀
大科学家创新多源于深刻的哲学思考
“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 其科学创新大多源于深刻的哲学思考。”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小淳举例说，譬如爱因斯坦，在其《相对论的意义》一书的第一章，就讨论康德的哲学，从对时空的哲学讨论，引出相对论时空的研究问题。
再如，庞加莱对科学价值、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都有很深入的思考；罗素将科学问题与社会问题一并加以研究；开普勒认为推动行星运动的动力一定来自太阳， 太阳是太阳系物理意义上的中心，而不仅仅是如哥白尼所说的几何意义上的中心。由此，他凭借其导师第谷多年的观测数据，推演出行星绕太阳运行的椭圆轨道。
在孙小淳看来，真正的科学家，必然是一个有学养的哲学家，否则他提不出真正的创新性问题。
“我所认识和熟知的大科学家都具有人文情怀”
“欧洲文艺复兴助推近代科学诞生，也使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大多具有丰富的人文情怀，这是西方科学领先的原因。”
中科院院士叶大年说，“我所认识和熟知的大科学家，大多具有丰富人文情怀”：钱伟长原本就是文科状元。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还撰写文章论证鲜卑人：锡伯族人就是鲜卑人，西伯利亚是鲜卑之意。
钱学森首次对大地理学作出学科定义：大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学问，是最大的科学。如果没有人文情怀，钱学森对大地理学不可能有如此高瞻远瞩的见解。
李政道曾与艺术家联名发起“科学与艺术”论坛。我想李政道定有深厚的人文情怀。
丁文江是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文字学家、徐霞客的“宣传”家，当今中国对徐霞客的了解，大多源于丁文江。
“科学家的人文情怀”研讨会的主持人张开逊先生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他著述的《回望人类发明之路》，就是极好的证明。
叶大年说：“我的专业是地质学。职业使我必须接触自然界、接触人类社会，并在其中开展科学技术活动。”
他说：“我自己不能算是文科状元，然而我对文科的兴趣从来未湮灭。我的一本专著《城市的对称分布与中国城市化趋势》，是基于十五六年的考察与研究写成的，从自然科学的视角聚焦城市，揭示社会与人文现象规律。这里充满我的人文情怀。譬如，对湖南省怀化地区的论述，我从千年历史长河的背景下‘分析’它的由来、发展及其前景；讲述历史上的文人与政治家在这里的轨迹——从陶渊明到柳宗元，从朱元璋到吴三桂，从蒋百里到蒋介石，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从对称的角度讲怀化是发展中、西部的一个中心，有可能变成区域性中心城市。”
“据此，我还在当地干部与群众中演讲，结果，我的‘理论’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地域中传播开来。那几年，怀化街头巷尾流传一句话：‘中国有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个圈，就有了深圳特区；北京有个小老头来怀化画了一个圈，也要画出一个区域中心城市。’”
“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殊荣。”叶大年倍感受自豪。
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灭绝人伦的“科学试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曾杀害数以万计的“精神病患者”。一位与希特勒走得非常近的神经科学家Haller Vorden，当时收集了几百位被害者的脑组织标本，后来其大部分保存于奥地利维也纳市立精神病院。复旦大学
院教授钟扬说，这是一桩以科学名义进行的所谓“科学试验”。
战后，人们曾围绕这一令人发指的事件进行过激烈的争论。钟扬介绍说，有人认为，唯有将死难者脑组织标本用于神经学研究，才不枉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然而，另一种不同意见认为，使用灭绝人伦手段获取的脑标本，即使用于科学也决不会光耀那些死难者。况且，实施人体实验的“科学家”如此缺失道德准则，因而无需指望他们会有什么正当的科学研究。
钟扬说他曾在我国征询过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从上过生物伦理课的中学生、研究生到科学家，其中70%的人认为可做科学之用；只有30%的人认为标本应当销毁。然而，他说，在欧洲，表明对此问题态度的这两个数字是倒过来的——包括诺贝尔获得者在内的大部分人认为，应当建立永久性纪念碑，并经常举行纪念活动，以此警示人类铭记这段悲惨的历史。
实际上，科学家现在一致认为，在生命医学与生物医学研究中，如果科学家连人性都不能保存，那么科学准则将无从谈起，科学价值也会丧失殆尽。钟扬说，我相信，人文情怀与伦理道德，其真正的实践价值在于：它们令人们保持人性！
科学的终极价值是人文价值
“科学的人文精神传统，使科学充满生机。科学家以不竭的动力探究宇宙奥秘，化科学智慧为人间大爱，为人性赋予新的涵义；他们以探究自然为乐，将人类对宇宙的好奇心演化为人生目标。”
中国科协第七届常委会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主任张开逊说，1965年，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因在量子电动力学领域的贡献，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说：“其实我早已获奖了。我有幸选择科学，感受探索自然奥秘的快乐，有些探索的结果还可能对善良的人们有所帮助，没有任何一种奖励可以超越它们。”
“名与利可驱使人们完成许多艰巨的工作，然而，至今尚未发现因追逐名利而获得第一流科学发现的先例。科学智慧与人文情怀之间存在高度关联。”
“人文情怀使科学家全方位演绎创造智慧。”张开逊说，数学家王选发现描述汉字规律的数学方法，使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走出困境，中文书籍与报刊印刷从此告别铅与火的历史。同时，王选秉持一种深具哲学意味的人生理念，他曾说，“当一个人在他开创的事业中，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的时候，这个事业就真正发展起来了”。
“人文情怀使科学家对人类活动充满感情。”张开逊说，我国物理学家王大珩深情地关注国民经济中重大的科学问题，曾指导炼制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为新中国光学仪器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材料基础。面对国际高技术的挑战，他与另外3位科学家王淦昌、陈芳允、杨家墀一起，建议我国发展战略高技术。这项建议被纳入我国战略决策——这就是“863计划”。与此同时，王大珩还思考如何用生活语言向公众讲述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当想到能用身边事物表述“量子化”概念时，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人文情怀使科学家努力探究科学发现对人类的意义，以新的视角观察未来，并为人类活动提出中肯的建议。”张开逊说，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在研究金星大气物理环境时，发现了“温室效应”，引发了人们关于化石能源与地球环境关系的新思考。在研究火星尘暴与热辐射关系时，他发现尘暴能显著改变火星表面温度。他深深地忧虑核战争造成的飘浮物可能严重影响地球植被的光合作用，出现人为的“核冬天”。他在其专著《宇宙》中详细地表述了人类可能面临的灾难，并亲自担任13集电视节目“宇宙”的解说人，深情地告诫人们，呵护地球家园，维护世界和平。卡尔·萨根被人们亲昵地称作“科学先生”。
“科学家的人文情怀，是人类美德与科学理性交融的智慧。科学的人文精神传统，使科学恪守对文明的承诺。”张开逊如是说。
重温恩格斯100多年前的嘱托
“当人类过分地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之中，即意味着距离科学家的人文情怀越来越远。”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金涛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阿尔卑斯山南坡的意大利人，对森林滥伐导致洪水和泉水枯竭、水土流失……恩格斯以此为例，严肃地指出，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关键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的这番精辟的论点发表于1896年，距今已100多年。金涛说，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更加贪婪，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没有止境；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远远超过大自然的承受力；它导致大自然的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到势不两立以致威胁人类生存的境地。
金涛说，长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成果的应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大自然已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这种趋势使得人类过分地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之中。征服自然、向自然进军的豪迈口号，显示了人类对科学技术强大威力的崇拜和信心，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反过来更加鼓舞了人类不断地向自然开战的勇气。
然而，金涛说，这样的结果违背科学技术发展的初衷，因为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是寻找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而非相反。
“今天，人们呼唤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实际上是重新呼唤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良知。人文情怀并非附庸风雅也非故作高深。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探索与创造，其出发点都应该是关爱我们这个美丽而极其脆弱的星球，杜绝一切短视的急功近利对她的伤害，让大自然永葆青春，为子孙后代持续利用，造福于人类未来。”
金涛强调，除此，还有什么人文情怀？
“寂静的春天”引发的人文思考
1962年夏，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创作的小说《寂静的春天》问世，书中表达了她对DDT导致生态灾难的深深忧虑，也引发了世人更多的关于人与自然的人文思考。
中国科技情报所总工程师武夷山说，DDT从合成到问世再到人们对其功过作出结论，大约经历了百年——DDT首次合成是在1874年；1939年，人们发现其杀虫活性；1940年，瑞士嘉基公司的缪勒将其开发成产品，并于1948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DDT灭蚊效果好，对控制疟疾作出过贡献。武夷山说，在那个时候，“DDT是为人类造福的好产品”这似乎无可争议。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大规模使用它导致的恶果。由此，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先后宣布限制和禁止使用该产品；中国台湾地区是在1973年停止使用，中国大陆是在1983年停止使用。
武夷山说，英国诗人蒲伯说过：To eeror is human.人们一般将其译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的本意是，犯错误是人之常情；或者说，犯错误是人之为人的典型表现。科学家是人，同样具备凡人的优缺点。这就意味着科学家一样会犯错误。然而，科学如何为人类长远利益造福，这是对科学家科学智慧与人文智慧的挑战。
在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徐善衍看来，引导人们探讨科学智慧与人文智慧融合的途径，是科技馆等传播科学机构的应有之意。然而，他认为，如今我国科技馆大多缺乏科学与人文结合的设计，其展项与布陈很少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譬如，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存在什么样的深层次问题与危机，人类又当如何面对？
河北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认为，科技工作者不仅仅负有科学使命，同样需要承担人文使命。目前我国学术界解决剽窃、造假、浮躁问题，仅靠舆论和尚不完善的制度显得苍白，对科技工作者更加迫切地需要进行人文教育。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一医院教授吴海云指出，目前，我国医患关系并无明显改善，其原因有诸多方面，譬如医疗体制、传统文化、现代医学自身局限，以及大众对医学的过高期望，然而医生对现代医学最新技术的掌握与职业道德的提升同样重要。
绵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苏智先这样诠释人文教育：创新教育包括创造性地创造人与自然和谐问题，是人文教育的一个方面。他说，创新教育是对青少年意义深远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在师范院校开展创新教育具有特殊意义，是从源头提升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而创新教育最终可内化成为一种人文情怀。
据苏智先介绍，自1997年起，绵阳师范学院设置创新教育课程，历经十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已逐渐形成一套创新教育课程体系。2011年春末，由美国太空总署、卡耐基梅隆大学等发起的VEX机器人世界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绵阳师范学院代表队凭借“用最简单的结构实现同样功能”的设计思路，在大学组35支代表队中胜出，一举夺得该项赛事科学技术工程（STEM）最高奖。2010年，这所院校的代表队曾获该赛事大学组冠军。
不仅如此，近年来，绵阳师范学创新学院的毕业生，广泛受到该地区中小学校热聘，担任科学课教师，就业率一直保持100%纪录。
《科学时报》 (2011-12-13 A2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