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光
从1988年到现在，我从事了接近21年的科普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也经历了我国在科普方面的政策变化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工作的变换，我由原来的单一领域研究转变为对几乎所有科学传播领域的知识进行全面研究，所从事科普研究的模式与对科普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转变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对科普或者科学传播的认识主要转变在几个方面：
一、科学传播研究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与公众利益、传统文化、公众理解产生冲突和矛盾的必然产物。科学传播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文化、媒体管理、科学家行为、公众意识等等意识形态和表达方式的集中体现。因此，科学传播研究是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伦理、社会心理、社会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在传播模式上，涉及到媒体、社会特定模式与文化形态、科学家与媒体的合作模式等等各个方面。
二、如果仅仅固守一个领域，不仅会限制自己的认识广度和深度，而且会影响你原来固守的领域的研究，而不免走向偏颇。这种偏颇不是这个领域研究的不深入，有时恰恰是相反，你仅仅固守这个领域，而忽略这个领域思想形成过程以及其他领域结果对其影响，那么，走偏路在所难免。
三、中国是一个由部门构成的国家，每个机构必定有自己的管理文化，甚至是一些难以表述的潜在规则。这种潜在的东西往往就是一个领导就能决定的。大学则好得多。我在大学教学中，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随意进行研究不需要经过谁的同意，尽管去研究好了。一旦有了结果，就可以将研究结果进行发表。与国际学者的合作也变得自由和通畅。国际眼界的开阔，使我的研究兴趣逐步扩大，所有的研究可以尽情地设计入我的教学大纲和内容。教学或者指导学生的论文中又能获得新的成果，反过来设计进我的研究课题。这种研究与教学的有机结合使得我获得了更多的成果。
做事情是否有乐趣取决于你的认识。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做科普的时候还是很苦的。现在的人都很难想象，当初我们写东西或者翻译东西的时候都是用铅笔一笔一划写在纸上。没有地方发表。在自己单位的刊物发表需要自己校对、编辑，甚至跑到印刷厂，与排版工人一起挑选铅字，核对文字和各种符号。每篇文章都要校对三次。尽管苦，但是，我非常喜欢科普研究。我觉得中国那个时候的科普研究相对还是很落后，研究的人也很少。国外的最新理论和实践让我着迷，也深切感受到科普研究是多么重要。
1994年，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得到当时国家科委的重视。经费也得到相应的增加。尽管不多，但是，研究可以开展了。1996年，我将调查数据在美国召开的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上发布以后，本来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回国后反倒没有经费了。原来定期的经费支持被停止了，而且一停就是5年。在这5年里，我非常痛苦。为了挽救这个研究项目，我开始设计“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想将这个研究变成一个基本可以固定的，国家整体动员的研究项目。建议写成后，每年寻找有关领导，但是，无人理睬。直到2000年，这个研究计划才被中国科协普及部采用，最后成为国家重要的定期进行的研究项目。
中国的科学素养调查其实在1990年就开始了。1992年和1994年以及1996年连续进行了调查。但是，调查并不等于是研究。这个研究进路与西方国家不同。美欧国家的研究是从广泛的讨论开始的，参加研究的人有正规科学教育家、非正规科学教育家、社会学家以及科学家。但是，中国参与这个研究不是从讨论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指标的，而是拿到调查问卷直接参与调查的。中国在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致命缺陷从那时就埋下了。
中国的真正研究高潮是在2002年至2003年。中国科协通过发布课题的方式进行了一次集中的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号召性的研究难免有急就章所难以避免的缺陷，没有长期积累的讨论在短时期内是很难有真正的成果的，而且这种紧急召集的研究多数是为了完成课题任务，与西方国家的以解决学术问题为主要目的的研究还是有差距。但是，毕竟进行了研究。
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在中国已经进行了20年。现在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数据竞赛似的全国大跃进式调查。所有的投资方仅关注研究科学素养（政府部门愿意叫做“科学素质”）的唯一结果。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忽略结果形成的原因，仅关注单独一个数据，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
我是中国人，当然希望国家富强和受到尊重。每当我在各种会议上说到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的时候，心里是很难受的。但是，有些存在的问题确实是根本性的和具有极大制约性的。这些年的研究越来越让我感到：中国的科普是以部门为单位，首先以自己单位利益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地方政府的政绩驱使和经济利益驱使导致中国的科普官僚化和脸面化。而美国则是运用大社会信息系统而进行科学文化传播。美国的电视、网络使得公众获得科学知识变成常态行为。而不是仅仅依靠所谓什么“节”或者“周”就能推动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中国做科普的大多数是政府行政人员，而美欧国家基本都是科学家。我认为，科学家没有动员起来是中国科普的失败。我这里说的科学家参加科普指的是科学家接受科普方法培训的常态化和科学家与媒体合作的常态化。中国的科普要想真正发展，必须在这方面作出真正的努力。
《科学时报》 (2011-08-24 B4 读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