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丽君
最近翻检旧物发现了那一个收藏着同窗学友前两年写的纪念文章的牛皮纸口袋，这几天下决心把它们变成了储存在我的计算机硬盘里的文件，我给这个文件夹取了一个名字“焊00班美文”。双手敲打着键盘，心中如波涛汹涌，有时心中酸楚，泪水不能自禁。既有回想当年情景的激动，也为同学今日依旧的真情而感慨。
有人说，怀念旧时的时光说明人老了。我大概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眼前的事常常会忘记，而过去的事情是那样清晰地印在心中。我很坦然地对待人生的这种进程，因为我已经当奶奶了。
1965年夏天，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心中没有即将离家的惆怅，有的只是对新生活的希望。妈妈忙着替我转户口、做棉大衣、做棉裤，虽然家境艰难，但是妈妈尽其所能为我准备到北方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到了北京，坐着校车进西门，在三院教室报到。负责领我报到的是压0的段佩毓，不一会儿她就把我“丢”了。是他们班的一位男同学帮我和她再次接上了关系。原来段学姐有一个雅号叫“老丢”。即使这样，我仍然记着她在我一踏进学校时给予我的热情接待。
刚进学校时，我十分胆小，不要说没有进过工字厅，就连进图书馆都有点害怕。好在当时每个班有一个专用教室，我们班的教室在二院，破旧虽破旧，但至少不用像现在的新生那样不知道如何应对每天去抢座位。二院教室曾留下我们美好的记忆。我们在那里互相认识、上俄语课、上数学小课、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团支部的活动等等。记得我们班的第一次中秋晚会就是在那里开的。现在二院、三院都已经没有了。
我们班4个女生，对班级事务都比较热心，很想为男同学们做一些事，给他们一些大姐姐般的关心。那时，女生吃饭有专门的食堂，饭菜做得比较精细。有一次陶祖纪他们表示出羡慕我们食堂伙食之意，我们便专门买了油饼等送给他们。我们的脚刚刚跨出他们宿舍，只听得砰的一声，门重重地关上了，咔嚓，门闩插上了，一片哄抢声，几秒钟前的绅士派头全都没有了。我们嬉笑着回到宿舍。可惜那时没有摄像机，要是能拍下来，让他们的夫人和子女们看看，该多有意思。
女生，大凡有一点傲气和娇气，班上的男同学一般都不敢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的不是。不知道是谁嘴快，说我们班最想家的王洋评价我们4个女生“一个比一个胖”。我们几个嘻嘻哈哈地“谴责”着他（当然他不在），很想做点什么事教训教训他。可转眼一想，他曾经做了4个砂纸板，送我们每人一个，方便我们在画图时削铅笔，很不错啊，饶了他吧。我们一致决定，让他再为我们做一件好事，将功抵过。
听说他会画画，我们让他为我们画一幅画，贴在宿舍（5号楼134房间）门玻璃上。他欣然同意，不久就亲自送来了。记得画了松树和太阳，很漂亮的。我们很真心地感谢他，也许他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一次对他的善意惩罚。
冬天到了，北京下了一场大雪。福建、广东来的同学欣喜若狂，感受着冰与雪的美丽。一纸战书送到了我们宿舍，是约我们到东操场打雪仗的。不知是吴敏生还是陶祖纪的主意，反正是他们宿舍的。好像是一天中午，我们4个人全体到场，他们来了哪几位记不得了。使劲地扔啊、跑啊，满头满脸的雪花、水珠和冰碴儿。回宿舍时，遇到高两届的9字班的学姐，笑话我们是一帮“疯丫头”，但是当时的欢声笑语却永远印记在心里。
班上第一次集体出游是游长城，我至今还留着一张在长城上照的集体照。现在来看，我们是那么年轻，稚嫩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意。真希望有一天我们原班人马依旧到那里，按同样的位置再留一个影。
刚进校时，班上没有党员，记得只有11名共青团员。团支部在班上积极发展新团员，大家也都很上进。大概是发展过程中有时要找同学谈心，以至后来同学们聚在一起常拿这些事开玩笑，说当年谈话太严肃，被约谈话的同学正襟危坐、噤若寒蝉。其实哪至于如此，太夸大了。不过，那时同学之间都很真诚，谈话时肯定会有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帮助。不知道现在的学生团支部还有没有我们当年的那种认真劲。
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清华当了5年的新生。该学习上课的时候，我们无学可上。我们其实是提前毕业的。记得当工宣队宣布说，我们获准在1970年3月毕业时，在焊接馆304教室，全体起立，高唱毕业歌，那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真是来也匆匆，去亦匆匆，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当时留校的有7个人，其他同学大多分到了各个钢厂。
那些年忙于各自的生计，去干校、下工厂，接受各种考验，同学之间来往不是很多，但仍常有出差的同学带来各地的消息。心中的惦念年复一年，越来越深切。
后来，同学们纷纷成家立业，可惜的是班上竟没有同学成双成对，也许心中也曾有过那一份感情，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牵上红绳。这种情感转而成为同学之间纯洁的友情和信赖，倒显得更加难得和珍贵。
焊00，这个清华历史上唯一的班号，今后可能也不会再有了。它记载了我们特殊的5年大学生活，记载了老师们为这个班同学的成长所付出的辛劳，也记载着这一班人后来几十年的足迹，它只属于我们，有名有姓的30名同学。
（作者系清华大学1970届学生）
《科学时报》 (2011-05-31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