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温家宝总理提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自此之后，高等教育界对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如何“去行政化”这一问题的热议，一直持续至今。
在今年的政协会议期间，教育界政协委员在多场小组讨论会上对此发表见解，建言献策。
3月7日，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出席的教育界联组讨论会上，多名委员提议，要给高校和地方教育部门适当放权。对此，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表示，放权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高校要有完善的基础，放权与基础完善要两方面同时进行。
制度改革关键在理顺关系
在3月12日召开的“政协委员谈实施教育规划纲要”记者会上，有记者针对委员们的“放权”提议问到，如何在高校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避免“放权”和“完善”之间相互脱节和推诿的现象，造成“地方和高校说中央不放权，中央说地方和高校条件不完善的局面”。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在回答该问题时表示：“这涉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当中几个重要的关键问题。坚持自主办学、学术自由、以师生为本应该是现代大学的基本标志。”
钟秉林认为，在“放权”与高校自身完善的问题上，主要涉及三方面关系。
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教育部应该进一步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下放权力，应该调动和发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遵循教育规律，尊重落实和进一步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更多的利用政策法规导向、经济杠杆调节、检查监督和信息服务的方式来管理大学，而不是更多的采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大学。大学自身，应该努力做到一方面自主发展，另一方面自我约束。
三是大学内部的关系。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创建现代大学制度，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克服当前存在的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干涉过多的现象，在学校学术事务的决策方面，在学校的教育资源配置方面，能够更多的尊重专家学者意见。
对于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做到不互相推诿，钟秉林认为关键在于要有一个配套的制度、政策体系，让学校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学、依法治校。
“去行政化”不简单等同于取消行政级别
教育界政协委员普遍认为，在一系列的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对“去行政化”首先要有清晰的概念界定。一直以来，在大学管理体制中取消行政级别，被看做是“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
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大学不再有行政级别了，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工作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钟秉林首先对此表态：“我个人赞同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我作为校长，平时也没有这种级别的感觉。”紧接着，钟秉林强调说，取消行政级别并不能完全解决大学的行政化问题，要把内涵搞清楚。
在政府尊重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内部优化治理结构、协调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同时，还要加强大学的科学管理。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实现其目标必须要有层级式的科学管理体系。“取消行政级别中的司局级、处级、科级等，应该有另外一种层级方式来优化机构，以便统一管理，提高管理效能。”钟秉林解释说，“不能处于无序的状态。加强公共管理，提高管理效能是任何一个大学都高度重视的问题。”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表示，从管理学上讲，一定规模的机构都需要有一个层级管理，只有这样才是有效的管理。
程天权同时指出，大学的定位，首先是教学、科研、培养人才以及社会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水准，发现、发明和创造的意义，不应该以行政方式来判断，而是应该由教学部门、学生、专家学者来评价和论证。
程天权认为，大学客观存在着行政部门在管理、服务的认识和行动上没有摆正位置的现状，对于学术的主导和干涉应该去掉。学校要有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依照法律要求和规定办学，就应该敞开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科学的精神，是最为重要的。
而在回答取消行政级别，是否会对自己的工作生活产生影响时，程天权坦陈：“我不得不告诉你，如果给我去掉了这个头衔，我还是我。”他说，真正的意义在于转变自己的角色定位。
“是人民把权力让渡给我，我应该做好人民的公仆，把这份公共权力用好。”程天权说，“在学校，我做书记、校长，我就想好书记、校长的定位在什么地方。我应该如何按照教育的规律、按照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来把青年人培养好，来把我们的研究做好，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时时刻刻想到我是部级、局级、处级，这个没多大意思。”
《科学时报》 (2011-3-15 B3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