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指出的是，根据王天铎提供的资料，“石元春的导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连捷教授，对试验区地点的选择、对问题的分析、对国内国外已有经验的判断和取舍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雷浣群说：那时，李先生已经高龄，还能用独轮车推土，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和具体试验工作。但石元春在叙述他在曲周的工作成果时，根本不提及导师李连捷。
石元春既否定前人的理论，又否定前人的实践。远的不说，就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早于石元春开展黄淮海盐碱治理之前20多年，前人已经进行了大量治理实践，取得了重大成果。他故意视而不见，还将其贬低为“莫衷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石元春这种欺师忘祖的行为，诸多同行专家非常气愤，又从实践层面予以驳斥：
1．赵守仁先生说：“石元春这套理论的数据主要来自内陆咸水区（曲周）。整个黄淮海平原有31万平方公里，而咸水区的面积仅13万平方公里左右，在咸水区推导出的结论，怎能指导整个黄淮海平原呢？用这种以偏概全的‘理论’来指导生产，会产生瞎指挥”。
2．赵守仁先生指出：就黄淮海平原各试验区而言，都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因地制宜来研究制定自己的技术路线和体系的，石元春一直吹嘘他所谓的理论，说这套理论在指导黄淮海平原治理实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符合实际。黄淮海攻关项目中，设置有12个综合治理类型区，曲周试验区除外，还有11个，没有那个实验区是根据他的这套理论来进行综合治理的。……曲周点的经验，在曲周、在河北又推广了多少面积？!更不要说整个的黄淮海平原了。
3．赵守仁先生说：“在这些试区中，曲周张庄实验区是建立最晚的一个，1974年春季才施工，又怎能说黄淮海平原各个实验区是根据石元春的‘理论’和‘实践’来综合治理的呢？”方生、陈秀玲说：“石元春1973年在曲周搞试验时，为了培训观测人员及农民技术员，还亲自找方生借用《改良盐碱地创高产》作为教材”，石元春不会再说没有借过这本书、没有看过这本书吧？
4．田园教授证实：“石元春的曲周治碱理论还是在连年干旱、地下水位连续下降条件下进行的，地下水位深度与土壤盐渍化程度密切相关”，曲周的盐碱治理结果是人为措施导致还是因地下水位下降自然导致已有公论。
5．王遵亲、俞仁培、祝寿泉说：“石元春从1973年底才开始去河北曲周基点，而且一直没有做多少具体实际科研工作，对黄淮海平原整个面上的工作，石从未实地调查研究过”。
请问石元春，你能够把上述实实在在的内容说成是“毫无事实依据的指责”吗？
熊毅、席承藩、侯光炯和粟宗嵩等前辈都是土壤学界的权威，他们的著述往往被从事土壤工作的人视为经典，有些精辟的论述耳熟能详。田园教授说，这对石先生来说“如果不是有意地贪天之功，那就足以说明他孤陋寡闻了。”石元春还说：“没有找到前人有我们上述研究的任何叙述。”这就对了，因为前人著述在前，他们再有预见性也不可能写出多少年后你石元春会研究什么。设想一下，如果前人能够预想得到你的“贡献”，他们还敢著书立论吗！因为你才是“中国改土治碱的开拓者”，是你，也只有你，才能提出黄淮海平原急切呼唤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先进技术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