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华裔科学家，丁肇中始终关注着中国科学的发展。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二年夏天，丁肇中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来华，邓小平接见了他。当邓小平知道他的父亲丁观海先生很思念大陆后，立即让有关部门安排，设法让丁老先生从台湾转道东京到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与分离了数十年的亲人相聚。

 

丁肇中与中国国家领导人有着很好的关系。他说，邓小平对物理学很有兴趣，又是四川人，而丁肇中在重庆住过，所以他们一见面就讲四川话，有很多共同语言。江泽民、胡锦涛都在瑞士参观过丁肇中的实验室，了解AMS研究项目的情况。温家宝在担任副总理期间，还曾来丁肇中家作过客。宋健、朱光亚、路甬祥、陈佳洱、张存浩、严东生等科学家，丁肇中都比较熟悉。

 

丁肇中对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一直十分关心。自1975年起，丁肇中每年都要来中国，到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讲学和开展学术交流。

 

1977年，邓小平在接见丁肇中时说，中国发展高能物理急需培养一批实验人才，希望派中国科学家参加丁肇中的实验组。自1978年后，一批批的中国物理学家和研究生到丁肇中领导的实验组工作和学习。这也是当时中国首次参与国际大型科学合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在对撞机上做物理实验的科技人员，大多数都在丁肇中领导的实验组工作和学习过。丁肇中希望中国能为基础科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将基础科学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比喻为一座金字塔，塔底部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依托于这个底部，不断向上延伸和生长。由于新的应用不断扩大，金字塔的高度在不断增高，底部则向微观和宏观这两个方向不断拓展。在微观层次，从原子、原子核到基本粒子、夸克，由此产生了半导体、激光、超导、核能、核医学等一系列的应用领域。而在大尺度的宏观层次，随着人类的视野由行星、恒星、银河系向更广阔的宇宙伸展，一系列过去无法预料的应用领域也随之而生，如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精确定时、卫星导航等。AMS对宇宙射线的探测，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上都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最外沿。尽管这类最前沿的基础研究，会因为远离现在的日常生活而受到人们的诘难和质疑。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断定，今后这座科学金字塔不会继续拓宽和长高。

 

丁肇中说，我们常听到这样的争议：是支持无用的基础科学，还是将资源集中于技术的转化和应用研究?从历史的观点看，后一种观点是目光短浅的。如果没有对基础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发展经济的实用主义途径是不可能持久的。从发现一个科学新现象到这一科学成果的应用，大约需要二十年至三十年时间。对政治家和企业家来说，这一时间显得过于漫长了。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的任期内看到科学研究带来的效益，但基础性研究常常会让他们感到失望。尤其当研究工作深入到未知领域时，科学家很难做出短期的预言和展望，很难保证某一项研究一定会获得成功。实际上，在科学研究领域，错误常常是成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基础研究，需要给予充分的自由空间和长期的守望。需要有一批痴情于科学的人，长年累月、坚持不渝、皓首穷经，才能不断地有所突破和发现。

 

许多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具有竞争力，必须集中于能立即有市场效益的实用型技术的发展。然而，如果一个社会将自己局限于技术转化，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当基础研究不能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现象后，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转化的了。为此，丁肇中说，他始终记着1977年8月邓小平对他说的话：对科技工作要想得远一些，看得宽一些。

 

丁肇中说，目前世界遭遇金融危机，但无论是在美国或欧洲，对基础性研究的支持者，仍不在少数。人们认为：越是遇到危机，越需要借助科学的力量。他说：“中国的领导人，都很重视科学技术，对AMS项目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中国有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参与了AMS项目，并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大为提高，与我当年离开大陆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我1948年离开上海时，到处是难民，民不聊生；而今天中国已能成为科学大国，这是很不容易的。希望中国能对基础研究有更多的投入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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