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师昌绪对未来有诸多畅想。图为1952年师昌绪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自1月14日“201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揭晓后，“师昌绪”这个名字随着媒体的蜂拥报道开始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了师先生众多曾任、现任的职务：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所长、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理事长……
在这么多职务中，有些人会对“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主席”一职产生疑问：师昌绪本身是作高温金属材料研究的，不是生物材料的专家，为什么会在75岁高龄接任这个职位呢？殊不知这段往往被媒体一笔带过的经历最能体现出师昌绪的进退之道。也正是这进退之道，成就了师昌绪面对人生荣辱、起伏的那份从容与淡定。
临危受命
正如体育界的奥运会一样，生物材料界也有这样一个国际盛会——世界生物材料大会。哪个国家能够争得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主办权，就标志着该国的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实力已步入国际先进水平。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虽然已建立起几个有关生物材料的专业委员会，却尚未形成统一的学术组织，连加入国际生物材料学术组织的资格都没有，更何谈申办世界生物材料大会。国际交流合作机会的受阻影响了我国生物材料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当被称作“好管闲事”科学家的师昌绪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写信给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高潮，建议把生物材料专业的7个一级学会组织起来，建立我国生物材料界统一的对外学术组织。最终在中国科协的主持下，1996年3月，第一届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在京成立。
此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委员会涉及全国十几个分会，关系较为复杂，难以选出一个足以服众的主席，于是大家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师昌绪担任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的主席。虽专业不对、年事已高，师昌绪还是将“管闲事”进行到底，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份责任。
功成身退
师昌绪虽非该领域专家，但他是一名“战略科学家”，有着战略眼光，能够把大家组织起来齐心协力地讨论问题、攻破难关。在他带领下，1996年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终于成为国际生物材料学会联络委员会的正式成员，此后我国一改过去在国际大型生物材料学术会议中扮演陪衬角色的局面，出席代表、投递论文数成倍增加，且论文学术水平显著提高，我国科学家频繁在各种大型国际会议中担任重要职务，并多次受邀作报告。从澳大利亚召开的第七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看，在39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大陆和香港投递论文摘要的作者达107人，仅次于美、日、英。而今，我国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实力和国际影响更是空前强盛。直到2004年，我国终于赢得了2012年第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主办权。
当师昌绪把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从蹒跚学步的孩童带到步伐矫健的少年时，他便主动将主席职务让出来，交给了他认为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兴栋。此时张兴栋凭借其在生物材料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已经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普遍承认。
“接”这个职务是因为那时这里需要他；“退”是因为有人比自己更加适合这个位置，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称谓、增加什么光环，对师昌绪来说，无论是“进”还是“退”，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事情做得更好。
“不管是给别人帮忙还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师先生想的永远是怎么把工作做好，怎么对国家有利，其他的根本不去考虑，所有的荣誉、光环、职务都是别人给他的。”曾任师昌绪秘书的中科院沈阳分院人事处副处长曲文生，对《科学时报》记者这样说。
进退有道
其实师昌绪的进退之道很简单，就是正确的人生观。他曾在自述中这样说：人活着为什么，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那就是人生观。我活着为的是中华民族的振兴。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就不会斤斤计较，而是随遇而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观，师昌绪才会为了争取回国，冒着被美国当局逮捕的危险给周总理写信；才会为了不输给美国给中国人争气，接下了一年内研制并提供出空心涡轮叶片的重任。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观，在回国到中科院以后，他没有申请去条件更好的上海，而是完全服从分配，到了生活艰苦的沈阳；才会在“文革”期间因被怀疑为美国特务被打得皮开肉绽后，更加积极地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这一切都是由正确人生观所支撑的——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其唯一目标。
“不要去争，只要自己把事情做到位了，该来的自然会来，这是我在师老身边工作3年多来最大的感悟。”曲文生最后感慨地告诉记者。
《科学时报》 (2011-1-17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