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攻难克的碳纤维技术
中国用聚丙烯腈为原料生产碳纤维的研究始于1962年，起步可谓不晚，但长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碳纤维在航空航天等国防工业中有重要用途，西方国家将其视为军用物资，对中国“禁运”，更不转让生产技术。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战略导弹和作战飞机中开始使用碳纤维增强树脂材料，使得武器性能大幅度提高。我国国防科技系统认定，我国战略武器和军用飞机采用树脂基复合材料代替金属也势在必行。
1975年，当时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部署国内碳纤维研究工作，并制定了10年发展规划，组织了原丝、碳化、结构材料、防热材料、测试检验技术5个攻关组，安排20多家研究和单位企业参加。这次会议对促进中国碳纤维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参与单位陆续生产出不同质量的原丝和碳纤维，虽然其力学性能较差、稳定性不好，但毕竟解决了有无问题，并应用于某些型号的非结构件。
1978年5月，国家科委恢复，碳纤维转由科委为主管理，我由当时的石化部调国家科委二局新材料处，主管碳纤维项目。新材料处把碳纤维视为重中之重，花了很大精力和经费，力图把碳纤维质量抓上去，碳纤维质量虽有所提高，却一直难以有大的突破，特别是不匀率高、毛丝多，力学性能也上不去，和国外产品质量差距越拉越大，无法用以制备大量需要的航空航天结构材料。
由于碳纤维研究陷入困境，各单位把希望转向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1984年，上海碳素厂试图引进美国Hitco碳化设备，最终被美国国防部否决。世界各知名碳纤维公司均囿于“巴黎统筹条约”限制，不转让技术、不出售设备，只有英国RK公司同意出售大丝束预氧化炉和炭化炉。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经过谈判、考察，最终购买了一些碳化设备及相应测试仪器。1990年经多次试车，预氧化炉尚可，炭化炉始终开不起来。
198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批准在北京设置“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开发应用”项目，由北京化工学院和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共同承担。因为没有厂家愿意出售设备和技术，最后由北京化工学院提供工艺参数，委托英国RK公司加工预氧化、炭化中试线。项目历经磨难，几次因“可能有用于军事”而险些遭到封杀，原定3年完成的项目拖了7年，1993年6月才勉强“验收”，实际上并未能正常运行。
两套引进设备均未能正常运转，所谓的外国专家也无能为力，引进单位有苦难言，十几年后都当废铁卖了。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碳纤维公司，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商业角度都不可能向我国转让技术或出售设备。同意转让技术、出售设备的大多是一些小公司，其技术水平虽总体上高于中国，但技术偏低，甚至不过关，无先进性可言。
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尽管也取得了多方面成绩，但一个严酷的事实是：碳纤维技术没有根本性突破，碳纤维产业没有建立。这在我国新材料研发中是为数不多的失败案例。虽然国防事业迫切需要，但一连串的失利严重挫伤了各方面的信心，国家各部门在20世纪后期的10多年内都不愿或不敢大量投资，使碳纤维研发成为一块令人望而生畏的“烫手山芋”。
师昌绪：想抓一抓碳纤维
2000年初，师昌绪对我说，中国的碳纤维上不去，影响国防科技和高新技术发展，关系到国家安全，不搞上去不行。师先生还说，他已近80岁了，80岁以后要少管点事，但“想抓一抓碳纤维”。他希望我“找几个熟悉情况的人，认真研究过去碳纤维搞不上去的原因和今后应该怎样去做”。
师先生长期从事金属材料研究，碳纤维是他所不熟悉的领域，而且是一项技术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师先生在快80岁的时候“想抓一抓碳纤维”，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境界。师先生的精神和勇气也打动了我，当即表示愿意当师先生的助手，协助抓好碳纤维。师先生的意见得到当时科技部高新司副司长石定寰、材料处处长马燕合、“863”计划新材料领域首席科学家石力开等同志的支持，决定在“863”新材料领域立软课题“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发展对策研究”，成立以师昌绪为组长的软课题组，日常工作由我负责。师先生的呼吁也得到了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相关司局领导的支持。
2000年，师昌绪先生提出要抓碳纤维时，正是碳纤维研发处于最困难的低谷时期，许多研发单位基本退出了这一领域。
师先生把“说清碳纤维上不去的原因”视为重新立项的前提条件。但要说清楚碳纤维搞不上去的“原因”并不容易。我组织专家撰写分析文章，罗益锋、赵稼祥、蔡华苏和张复涛的3篇文章在《材料导报》2000年第4期和第5期上发表，以编辑部名义写了短评《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核心内容是以总结过去为切入点，找准我国碳纤维研制失误的原因，以求在今后避免。短评由我起草，师先生逐句修改。但要深入总结碳纤维的失误和教训是困难的，一是原因复杂，涉及多个方面，不容易说清；二是涉及具体单位、人员时，中国文化的“含蓄”性决定了难以畅所欲言。
2000年8月28日，国家高技术计划新材料领域专家委员会、总装备部先进材料技术专业组、《材料导报》编辑部联名在京召开“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发展对策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中国碳纤维事业出谋划策”。会议反映出对历史教训的不同认识，在对诸如成绩估计、决策失误、部门分割、资金使用、创新能力以及原丝的重要性等方面均有不同见解，主要原因是不愿意本人或本单位的工作得不到肯定或受到批评。会议对历史教训仍取得4点共识，即对碳纤维的重要性和技术难度缺乏正确估计；投资严重不足，使用严重不当；形不成国家攻关队伍；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环境。在此基础上，师先生又领导我们继续完成了《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发展对策研究报告》和《我国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及原丝研制、生产单位概况》，于2000年12月报送各部委。
以上工作对碳纤维争取“十五”研究经费起到重要作用，但师先生认为火候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才能确保“十五”研究经费的落实。2000年12月27日，师先生邀请有关部委同志在中国工程院开座谈会，围绕“十五”碳纤维研制目标、研究体制和经费来源进行座谈。会议深入讨论了经费来源问题，分析了各种方案，大家都支持由师先生给中央领导写信，认为对于经费落实会有促进作用，关于体制问题，大家都认为很重要，曾提到要集中优势力量，打破单位界线，组织国家队，研制单位控制在2～3家，建立竞争机制，采用课题制，设立专家小组等。
2001年1月，师先生给江泽民主席写了《关于加速开发高性能碳纤维的请示报告》。该报告产生较大影响，对以后的经费落实起到了重要影响。
2001年10月，科技部决定设立碳纤维专项，当年11月成立了专家小组，由中科院化学所副所长徐坚任组长，北京化工大学徐华任副组长。2002年2月26日科技部高新司召开“863”计划新材料领域“十五”安排通气会，师先生针对碳纤维专项再次提出：一是目标要明确，二是组织形式要创新，要推行联合，不能有门户之见，不能形成“瓜分体制”，支持建设高水平的分析测试平台，支持建立公平、公正、高透明的取样评价体系。
为了确定碳纤维研究目标，师先生决定再召开一次通气会，把国防部门请来共同把关。2002年3月6日，会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对纤维的质量和价格都要有约束，要考虑经济规模的生产；目标要集中，要在原丝和高性能上下功夫；有质量和价格优势的品种，要做重点；要吸收优秀人才，引入竞争机制，参加单位不能太多，避免分散等。2002年3月9日，专家组在太原开会，最后修改审定“‘十五’战略目标”，并按此对战略目标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回想起来，师先生主持的“通气会”，可以说是在关键的时间讨论了关键问题，提出了关键意见，对“十五”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2年11月12日，师先生给基金委领导提出建议报告，并得到积极支持。2003年1月17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碳纤维领域两个重点项目，由“宏观调控经费”资助。2005年碳纤维项目被批准为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获得了宝贵的基础研究经费。
当我国碳纤维技术取得进展，产业化起步后，师先生立即把国产碳纤维应用提上日程，努力支持开展相关应用研究，并为此争取专项经费，取得重要成绩。
经过科技人员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碳纤维技术已取得重大进展，虽然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攻克，但我们已经可以不再受制于人。
（作者系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任基金委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常务副主任）
《科学时报》 (2010-12-13 A4 科学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