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南都社论将深圳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作为话题来谈，评论所谈比较中肯，但笔者还是希望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深圳大学的改革方案从起草到正式实施，历经3年之久。笔者也参与过几次讨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曾讲了两个故事：
一是美国电影《美丽心灵》的主人公、数学家纳什，纳什的人生经历颇为传奇，在年轻时就做出了骄人的成就，但是后来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然而普林斯顿大学没有抛弃他，与他的夫人一起帮助纳什走出精神病的困扰，直到30年后，纳什的精神病基本康复，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学所给予的帮助是纳什最终走出疾病困扰的重要因素，而他获奖也与学术评价机制有关，就是不管他是否得病，他的学术成就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
第二个故事讲80年代北大历史系一教师评教授，没有论文没有著作，评委们说这如何评，当时周一良先生在会上说，我不懂的问题都要问他，你们说他够不够教授的水平？于是该教师评上了教授职称。显然，如果没有史学大家周先生的鼎力推荐，这个教师也许永远只能是个副教授。
两个故事归结起来就是：大学需要空间、需要时间，教师也需要空间、时间，更需要公正评价。今日讨论大学改革，仅限于去行政化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还在于如何让教育回归其本质，改变教育被异化的状况。笔者认为，大学的改革创新必须突破以下障碍：
首先，教育主管部门是否放权给大学去进行改革创新。大学自治如今已不是什么不可讨论的禁区，要实现大学自治最大的阻碍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各种制度设置，只有主管部门放权才是促进大学改革创新的唯一之途，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如今除了教育系统外，还有各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学位办等机构，前者是具体的行政管理部门，后几个机构有的是科研管理机构，掌握着科学研究的方向；有的是学位点的管理部门，所有硕士点、博士点都要向这些机构申报审批。今年一些学院比较高兴，一级学科拿下了，一些学院就不高兴，没有拿到一级学科，博士点就不知要多少年之后才能拿到。参与过申报的人都知道，整个过程实在是很繁琐，很累人。从职称到学位点，从重点课程到各种规划项目的申报，可见这些管理机构掌握着多少等待申报的学校和教师们的命运。
其次，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功利的、数字化的大学管理方式。如今大学正有沦为职业训练所的趋势，课程讲求实用，不侧重操作性学生不喜欢，学生越来越不愿意上理论课，没有案例就不喜欢听；大一开始就被鼓励参与各种社团，名曰培养社交能力；大二大三就开始去社会上实习，目的是学习技能。一些学校也为了就业率，想着法子提供实习场所。这种教育方式只能是培养技工，绝出不了综合创新人才，原创性的人才更是不用谈。
在教师和教学管理上，陆续诞生了各种数字化的管理制度，将各种工作换算为工作量；申报职称要多少核心期刊的论文，要有出版的书，要有省级以上课题，还有教学量、研究生课程、带社会实践、指导毕业论文等等。有的人靠可观的论文数量迅速被评上教授，获得很多奖励，成为“千百十人才”，甚至学术带头人。而那些认真做研究的却因为数量不多始终处于边缘。而且大学改革常常将教师作为改革对象，施加更多的管理制度，而对行政人员的改革却迟迟不能推进，“仕而优则学”(当了官再混个博士、教授)的现象比比皆是。
对于教师来说最气人的是缺乏公正的学术评价。有教师在申报职称答辩时，被质疑本科课程太少；有的被质疑发表在国外的论文集没有刊号。有些规定非常机械，有些评价明显不了解论文的水平。在评上教授之前，都在忙论文、忙出书，评上了之后还能继续安心做学问的就不是太多。试问现在还有哪个大学有故事二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有许多人嘲讽现在的评审制度，按现在的制度，当年的胡适、鲁迅、钱穆都做不了教授，早就被制度淘汰了。
我们在呼吁大学去行政化的时候，也应呼吁给予高校更大的改革权力，逐步废止那些不利于学术公平的评审制度，让大学回归教育的本质，让教师真正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少一点填表的功夫，多一点做研究的时间和空间。
（作者系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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