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学界携手面对共同挑战
记者：哥大与中国学术界开展了哪些合作？近期有哪些计划？
鲍林格：哥大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哥大是首批招收中国学生的美国大学之一。很多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成为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哥大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开展了各种学术合作，所涉学科广泛，包括医药、公共健康、音乐、教育、法律和商务等。基于这样的长期合作关系，我们于2009年3月在北京设立哥伦比亚全球研究中心，通过北京中心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
美中两国眼下面临诸多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双方必须携起手来，共同研究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哥大在北京设立的全球研究中心不会招收学生或颁发学位证书，也不想通过这些方式来盈利。中心的运作经费通过哥大的校友网络和支持相关研究项目的个人及基金会筹集。
北京中心正在开展的一些项目包括，哥大与中国学者及官员开展有关全球特大灾害的风险、预防及反应措施的跨学科研究，如像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和中国汶川地震这样的特大灾害所带来的挑战等。中心与哥大建筑规划和保护研究生院合作，于2009年在故宫附近的老居民区里建立了一个由工业厂房改造的开放式工作室，供哥大和中国各地的学生、学者等进行科研活动和文化交流等。
中心还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合作，研究有助提高经济效率及环境可持续性的长期经济增长政策；与国内外名校联合在北京大学开展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政策培训项目。
美国的新闻体系需要修正，应建立公共基金扶持媒体
记者：哥大有世界一流的新闻学院，你本人还是华盛顿邮报董事、普利策新闻奖董事会成员。如何看待全球化对美国新闻业及学术界带来的影响？
鲍林格：世界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正逐年深化。我们面临的其他许多问题如气候变化，也使得我们在其他领域的相互依赖加深。背后的事实是，全球化是真实存在而且正在发展的，所以我们必须适应这样的局面。而美国受世界各地的影响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知识，需要信息，需要知道应当建立、支持什么样的机构，需要知道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建立关联。当然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但是此时此刻尤为显得迫切。
要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就必须拥抱这个世界。现在各个大学都在寻找努力的方向。哥大已经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将通过我们的全球研究中心及其他活动加以实践。媒体自己要寻找出路，我们要做的是研究如何帮助媒体。
受互联网冲击，美国媒体的生存能力受到挑战。各种信息渠道的繁荣让广告业主和读者群分崩离析，采编人员大幅缩减，驻外记者数量减少。在全球化加剧的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打造强势媒体，除了英国的BBC以外，还有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等。美国的新闻体系需要修正，资源要重新整合，要创建能够与BBC及其他全球传播机构竞争的美国世界新闻服务。
记者：在哥大新闻学院最近完成的“重建美国新闻业”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保持新闻业活力的措施，其中包括由纳税人扶持新闻业，对此你的观点是什么？
鲍林格：我认为，问题应当是：我们应当建立什么样、多大规模的公共基金，并且如何全面地设计这一体系以满足我们了解国内以及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的需要。总的来说，我赞成为新闻业建立公共基金——在某种程度上。很久以前，我就发表文章，说明混合体系对新闻业的好处，并且认为建立独立的、由私营资金支持的媒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认为，设立由公共基金扶持的媒体有重要价值，这两种方式的结合，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能够为采编人员带来正确的新闻价值观。公共基金扶持的媒体与私人资本建立的媒体之间可以互相制衡。事实上，我们很早就有过政府资金扶持的媒体。所以，问题是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公共基金、规模如何、扶持哪些活动等等。
我喜欢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呆坐着无所事事
记者：你在担任哥大校长后仍然坚持教学与学术研究，不但要给学生上课，还频频著书立说。学者与校长是性质不同的工作，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你是如何兼顾的？
鲍林格：当校长当然是很有创意的工作，不过，你总是会有不少的间隙去想点别的。我喜欢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呆坐着无所事事。虽然写作要花大量的时间，但是学术研究永远是我喜欢的事情。
我来自俄勒冈山区，经常和家人去爬山、露营。在密歇根时，我曾经一个人前往灰熊出没的蒙大纳徒步旅行。我的朋友说我是在冒险，而我想做的就是看看会发生什么。敢于应对不同的挑战，不论对校长一职还是从事学术研究都是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