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
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在作报告
中国需要多少所大学，这些大学该如何布局？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动态平衡？区域高等教育贡献率对于我国大学发展有什么意义？日前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陈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利民，重庆市教委副主任牟延林，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时龙以及北京大学等10余所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等近70人出席了“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很多与会专家学者就自己所在地区高校的发展状况发表了看法。
中国高教资源的集群分布
中国高等教育经过建国以来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积淀，尤其是跨世纪10多年的高速发展，受历史、文化、经济、人口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已经逐渐呈现多种集群分布的发展生态。
“中国形成了一条以辽、京、津、冀、鲁、苏、沪、浙、粤为绵延岭脊的高教资源海岸隆起山脉，豫湘鄂、川陕渝两大中西部隆起高原，构成了中国高教资源生态集群。”北京教科院副院长吴岩认为，从高等教育资源宏观生态分布来看，东高西低呈阶梯状分布；从中观生态分布来看，以区域文化为内核呈区域聚合；从微观生态分布来看，大学集群与城市集群发展密切伴生。吴岩将其分为四种大学集群：国防战略驱动的大学集群、市场经济驱动的大学集群、区域文化驱动的大学集群和人口需求驱动的大学集群。
吴岩解释，在上世纪50年代和70代的“大三线建设”中，由于国防工程的需要，形成了川渝、武汉、长沙、西安等大学集群区域，促进了中西部大学的崛起。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迅速，产业发达，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促使东部沿海大学发展迅速，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等大学集群区域。
由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运河文化带、以及沿海文化等因文化因素产生的大学集群，最具典型性的是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学集群，它们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紧密相关。
吴岩提到：“目前，与城市集群发展相伴生，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海西、长株潭、武汉、苏皖、川渝、中原、关中、石太、昆明、河套、河西、山东、辽中南和松嫩平原等18个大学群。在44%的国土面积上集中了我国高等教育92.5%的高校和93.7%的在校生。”
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必然性
在现代社会，一些长期发展形成的高度密集的城市群被称为都市圈、城市带，产业群被称为经济圈、经济带，它们具有一种强烈的集聚—溢出效应。吴岩认为，大学集群也同样存在这种集聚—溢出效应。
中国大学集群所带来的科技文化知识集聚的效应也非常强大，吴岩以北京为例解释，北京高等教育是世界上高等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少数几个特大型城市，大学集群的聚集—溢出效应最为典型。“这种效应表现在区域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知识创新、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对其区域和整个国家发展产生的辐射和影响。随着区域间高等教育相互开放、彼此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区域高等教育的溢出效应会不断扩大和增强。”吴岩说。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潘懋元认为：“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区域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是必然的。”
潘懋元解释，高等教育地方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说高等教育要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发展服务，使之成为地方的文化科学中心；二是说高等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并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其中第一个含义是本义，是主要价值所在；第二个含义是必要条件，只有具备管理与财政地方化条件，才有可能达到为地方服务的实质性目的；只有以地方发展服务作为价值取向，才能使地方具有高等教育管理与拨款的积极性。
潘懋元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高校的发展状况：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地方高校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迅速。这一时期地区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十分活跃，一些省份纷纷制定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规划。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央实行政企分开，100多所中央部委所办高校，分别转制为所在地方的地方大学。1999年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展。21世纪之初，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展，增办的高等学校，一般均属地方大学。2002年开始，地方学校第三拨发展，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所大学。
“地方高校的发展，对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没有地方高校为地方培养出大批专门人才，承担地方的科研任务，多方面为地方服务，中国的区域经济以及中国的整体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潘懋元说。
地方高校发展面临的问题
潘懋元认为，许多地方高校，在其创办与发展过程中，也为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教学改革，提供了许多创新性的措施与经验。但在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高的过程中，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定位不明，同质化的倾向严重。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地方高校在定位和办学思路上模仿研究型大学，同质化倾向严重。因此要分类指导，分类发展。绝大多数地方高校应定位于应用型、职业型，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适用人才。
其次是发展方向不明，为地方服务的意识不强，力度不够。不少地方高校朝着研究型、培养学术型人才方向发展，不能适应地方经济的需求。因此要改革现有的评估制度，建立分类评估的体系。
再次是行业特色的淡化与消失。原部委所属高校转制之后，与行业的关系渐渐疏远，行业特色淡化，甚至消失。行业特色高校应主动与相关行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为行业发展服务，走与行业发展良性互动的办学道路。
此外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了地区高校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高校经费十分困难，难于持续发展。各级政府应切实重视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对确实困难的地区，中央财政要加强转移支付。
最后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尤其是师资队伍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学术型”较多而“技术型”较少，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瓶颈”。因此要重视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改进教师评聘制度。重视“双师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提高教师水平，形成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潘懋元建议，在实践上，必须将科学定位和发展方向，落实到办校的各项措施——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等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核心是应用型课程建设，要将传统的学术型课程转变为应用型课程。”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时龙以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为例，提出如下10个问题：用什么样的发展观来认识目前条件下高等教育的发展；如何寻找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之间新的平衡点；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目前条件下高等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工业化倾向会不会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平庸化；高校趋同化倾向和高校特色要求的矛盾如何解决；如何把握高等教育规模、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特色之间的关系；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解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问题；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聚的区域，如何发挥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高等教育普及化是否仅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来衡量；目前高等教育是否存在精英不精和技能缺失并存的问题。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则以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为例分析，在推进长三角高等教育合作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高校、政府、市场和联动中介机构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建立符合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特点的治理结构和推进机制。
区域发展的四种驱动模式
吴岩认为，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思路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存在以下三种关系：区域高等教育先导发展关系、区域高等教育伴生发展关系、区域高等教育跟随发展关系。
区域高等教育先导发展关系是指区域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引领和带动作用。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应率先确立和巩固高等教育先导发展关系，并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以保证和提高国家在国际激烈博弈中的核心竞争力。
区域高等教育伴生发展关系是指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共同发展关系。区域高等教育伴生发展关系一般建立在大力发展工业、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结构的区域。珠三角、中部、海西、北部湾等区域应主动建立和巩固区域高等教育伴生发展关系，一方面要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水平来相应地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区域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结构升级调整的引导作用，为区域自主创新发展创造更多的高级生产要素和竞争优势。
区域高等教育跟随发展关系是指区域高等教育服从与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定位和特点，其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重点主要取决于国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安排，其发展处于一种跟随状态，即主要由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决定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结构。
区域高等教育跟随发展关系主要适用于国家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生态涵养区）。这些区域主要功能是保护和维持生态环境，其主要发展的标志性指标不再是GDP增速的大小。经济的选择性发展或限制性发展（特别是需要生态代价的工业化的不增长）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就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吴岩强调，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三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先导关系、伴生关系和跟随关系之间相互影响、互相强化，共同形成了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变动关系。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可以按照这三种基本关系，归纳为如下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这种模式需要以区域内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产业园区以及丰富的科教资源为主要依托，围绕经济发展战略构建区域创新能力，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京津冀地区由于地缘紧密相连，共处同一文化圈，优质公共科教资源极其丰富，特别是北京高等教育极强的溢出效应，进一步扩大合作、加快发展的模式选择应是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以高等教育先导发展的强大动力来作为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引擎。
第二种是市场主导、经济驱动模式。该模式需要以区域内发达的经济、良好的市场规范、活跃的市场行为、强烈的市场意识、浓厚的市场氛围为主要条件，通过市场来引导和扩展区域内的开放与合作，通过经济发展来驱动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
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应进一步明确市场主导、经济驱动的发展模式，以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开放来带动高等教育的区域合作，使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更好地适应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第三种是政府扶持、生态驱动模式。该模式需要以区域内自然环境保护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的扶持和合作，特别是各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推进区域生态发展的主要手段，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合作与发展需要适应生态发展的需求，需要以政府扶持作为主要发展方式。
西部区域特别是以环境和生态保护为重点的区域，应以政府扶持、生态驱动作为发展模式，突出政府财政支持的主要手段，强调满足生态发展需求的主要目的来推进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
第四种是混合动力、多元驱动模式。主要针对区域内发展动力、文化传统、功能定向以及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走向等各有不同的区域。中部区域特别是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区域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区域过渡的区域，其发展模式更多地体现混合驱动发展模式，而在未来的发展中，也需要进一步采用混合驱动模式，积极利用多种因素来推动区域高等教育的合作与发展。
丁晓昌则认为，中央教育部和省级政府要承担起推进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主要责任。在做强区域高等教育的进程中，政府仍然起着主导的作用。“由于各高校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加上自身利益和诉求的局限，仅靠各高校自发的沟通和交流行为,显然难以在大范围内取得制度化成效。需要发挥政府强有力的引导、激励和推动保障作用。”
妥善处理区域高教合作中的关系
丁晓昌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建议妥善处理区域高教合作中若干重大关系。
首先是政府主导与高校自主的关系。他认为，在两者的关系上，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对高校主体作用的发挥产生显著影响；二是高校主体作用发挥是有条件的，最初往往需要政府加以引导。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高校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为了适应这一转变，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将由行政主导，转向多元治理，形成政府、社会和大学人士共同主导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多重协调机制。
其次是地方政府与中介机构的关系。推进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往往依赖于共识，正因为如此，中介机构或协调机构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博弈和表决场所。为避免这样的状况，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平衡。丁晓昌建议在推进长三角高教合作进程中，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
他说，欧洲“共同体的制度平衡是这样保持的：只有在两个各事其主的机构共同参与的条件下，才能作出重要的政治决策。一边是代表共同体利益的欧盟委员会；另一边是由成员国政府代表所组成、致力于维护自己国家自主权的部长理事会。这两个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将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称作双轮脚踏车”。
此外还有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关系。丁晓昌认为，一方面，落实“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中央政府和教育部要给予长三角联动发展以相应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将区域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积极创造条件。
谈到省域与区域的关系，丁晓昌建议要以做强省级高等教育促推区域协调发展。他表示，一方面，做强省级高等教育是做强区域高等教育的基础，做强区域高等教育离不开做强省级高等教育这个基础；另一方面，省级高等教育只有不断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中，才能真正把握区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才智力支持。
对于集聚发展与整体提升的关系，丁晓昌提出以优势生长促进整体发展。法国经济学家F·佩尔鲁克斯等在上世纪即提出“发展极”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每一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一致，往往是那些集中了某些主导产业集群和具有创新、竞争能力的大城市首先取得明显的发展，既而辐射、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丁晓昌认为，这种资源趋优集聚和辐射的现象，同样见诸高等教育领域。但是，就打造区域高等教育增长极而言，仅仅依靠高教资源自发集聚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各级政府积极引导和大力推动，促使资源由自发集聚向主动会聚转变，并与制度创新相结合，产生“聚变”效应，形成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发展极”，并辐射、带动区域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快速提升。
最后是区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丁晓昌说：“长三角高教的区域一体化，不是通过集中来实现的，而是以各省高等教育为主体去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来实现的。”因此，高教国际化既是高教区域化的重要方面，又是高教区域化的重要内涵。为适应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必须进一步扩大教育开放，加快推进长三角教育国际化进程，努力把长三角打造成为国际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科学时报》 (2010-7-20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