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办学是关键
记者：那么，怎么解决体制问题呢？
杨福家：总结起来，关键是三句话：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
“爱师爱生”是常识，为什么要强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爱师爱生”的大环境，就不能把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它就很难做到。现在的问题是，国内的大学纷纷实行所谓的量化管理，一个教师每年的论文数量、科研成果，甚至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决定着他的待遇、名望和升迁。这能说是“爱师”吗？英国大学教育最高明之处就在于：从15世纪开始就实行导师制，每个人从进大学那天起，就有人关爱他。剑桥有一句导师的名言是：“我的烟熏将把一个学生头脑中的火种点燃。”人的头脑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储存火种的地方，而找到火种并且点燃，不光需要训练的技术，更需要爱。可是在国内，大学生和学校、和老师的关系越来越淡薄，这能说是“爱生”吗？“爱师爱生”不是空洞的说教，它与体制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没有良好的体制就没有良好的氛围，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记者：您所说的“依法办学”主要是指什么？
杨福家：作为现代大学，做事要有规范，要依法办事。法律包括宪法、教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各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宪法”，即大学的章程。其实，《高等教育法》早就明确规定，各学校必须要有章程。但是，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要做到依法办事，大学首先要制订自己的章程，有了章程，依法办事，最后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最欣赏“无为而治”，使老百姓感受不到上面有一个统治者，这就是最好的统治。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教育部就不必什么事情都亲自去管，而是放手让大学自己去做。唯一需要教育部做的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记者：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这三个方面中，核心恐怕还是依法办学。
杨福家：对，现在大学体制的关键是“按法办事”。比如，诺丁汉大学的章程有一百页，各种权利义务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要做领导首先要懂得这个法，必须按法办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章程之上。
记者：我们的问题是无法可依，即使有法也不依。
杨福家：我对此深有体会。我在国内有很多顾问的头衔，都是毫无意义的。前些年我到深圳开会，当时的市长许宗衡临时约见我，劈头就说，你从此就是我们深圳政府的顾问了。之前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我完全没有准备，市长一句话就给我戴上了“顾问”的帽子，这样的顾问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但是，在依法办学的大学，顾问是有意义的。几年前，香港大学问我能不能做校长特别顾问，我表示同意后不久，香港大学郑重其事地寄给我一个文件，文件里规定了顾问的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清清楚楚。我签字后，做了六年香港大学顾问。2005年，我辞去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辞职的原因是因为我做了香港政府“大学资金委员会”的国际委员，这个委员会决定各个大学的经费分配，要求其成员不能与各大学有利益关系，所以，我必须辞去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而在内地，所有的顾问则都是“终身制”，不需要辞职。
记者：没有想到，人家的规定这样具体清楚。
杨福家：一切都是有法可依的，而且非常清晰，我们的大学就缺少这样的规定。所以我认为，各大学都应该根据法律制定章程，然后由人大会议承认章程。这样一来，各大学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章程来办事，这就是“自主办学”的含义。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里有明确规定，各大学“自主办学”。遗憾的是，落实不了。
杨福家：怎么自主办学？不是来自个别人的恩赐，而是来自法律的授权。
记者：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问题，一个是各大学没有章程，无法可依，一个是即使《高等教育法》里有规定，但是有关部门不能做到依法办事。
杨福家：实际上，西方大学的章程不需要批准，只有它没有违反法律就行。比如美国的教育部无权干预大学的事情，大学就是按照自己的章程去办。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大学的章程可以请人大批准，只要获得批准，大学就按照章程办事，除非违法，违法就根据法律处理。教育部的职责就是监督，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贯彻。像美国的教育部，大门口有两句话“教育公平，教育质量”，这是它要管的事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做到“自主办学”，才能有非常民主的气氛——“民主办学”也是《高教法》里明确规定的。只是大家不太注意罢了。温家宝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要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怎么保证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这就需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民主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