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北京参加两院院士大会的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一位从上海到美国定居的母亲怎么也想不通，她那位能进哈佛的女儿却坚持要进一所高等职业学校。别看是高职，一年5万美元的学费还要高于哈佛大学一年4．6万美元的学费。

 

在一再劝说仍无济于事的情况下，这位母亲与女儿一起去该校看了一天。让她诧异的是：一所高职学校的人文修养毫不亚于那些世界一流名校。改变了主意的母亲告诉女儿：“你的学费由我付，生活费由你自己打工解决。”

 

“在中国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有哪个学生家长会同意自己的孩子放弃一流名校转而去读高职？”杨福家院士说。尽管多年来他一直在大学任职：从复旦大学校长到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再到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职业教育与他关系不大。可是，如何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却成了这位大学校长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过去两年，无论是在财力物力投入上，还是在各种措施保障方面，国家对高职院校支持力度都非常大。但是，杨福家认为，在政策的理解、实施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还需进一步改变，要改变政策导向只重视高学历人才培养和使用，忽视中低学历人才培养和使用，形不成人才梯次的局面。

 

来自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7年，全国共有1168所高职院校，而美国的职业学校的数量则在2000所以上。杨福家说，更让人担心的是，目前我国真正有特色、规范的高等职业院校已所剩无几，过去搞高校“211工程”时，各校全力争取，现在要搞高职“211工程”时，各地竟报不出来了！据说，上海只报了一所护士学校，因为其他好一点的高职院校几乎都已升为本科了。

 

“一流国家的高等教育及人才培养都已形成了‘金字塔’型梯次布局。”杨福家说：“现在，不仅高等教育的梯次问题让我们担心，人才培养的梯次问题同样让我们担心。”

 

最近，一个医生告诉杨福家：在医院如果拿不到博士学位就站不住脚。而在国外，博士学位不是一个医生能不能站得住脚的关键。在英国的医院，博士所占比例只有10%。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现有1185名学生，其中700名学生的目标是做医生，而仅有485名学生的目标是从事医学科学研究的博士。两者都是Doctor，但含义不同，目标也不同。两者无高低之分，但医生的工资待遇普遍高于博士。

 

在国内，一个普遍的舆论导向或者家长的愿望使孩子能成为博士，现行的人事制度也规定，获博士学位的工资待遇高于获硕士学位的。来自教育部相关部门的数据印证了博士吃香论的观点：我国310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超过了美国的253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7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也超过了美国。

 

杨福家说，我们的政策导向看不起高职，我们的高考制度也不合理，把高考分数低的学生送进高职，学生读高职是无奈的选择，即使个别成绩好一点的也一定要“续本”。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很多高职院校追求的目标是“升格”为本科院校，以至于高职院校逐年减少。

 

“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的教育不能仅仅是大学生数量的变化，更要使高等教育的结构不断优化。”杨福家说。

 

杨福家一直有一个理念：高职与本科院校好似乐队中两种不同的乐器，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两者的协调性。比如，高考录取政策要调整，改变把高职放在“一本”与“二本”后面，考分最差的学生进高职的现状。

 

1997年，哈佛大学的一位校领导明确讲，没有社区大学就没有哈佛大学，如果所有的大学都像哈佛，美国的社会是要崩溃的。如果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拿诺贝尔奖，那美国社会也要崩溃的。“国家要在政策导向上支持‘行行出状元’，并且要有具体的举措，张榜天下。”杨福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