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近期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大学的“去行政化”、“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等在社会上形成热议，就此议题，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去行政化”必须找到症结所在
记者：大学行政化目前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您怎么看待大学行政化？
顾海良：我认为大学的行政化和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提法一样，存在着表达上的失误。就像高等教育需要“去产业化”、但高等教育是产业；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但大学是要行政的，行政体系不能去掉。就拿武汉大学来说，在校学生近5万人，庞杂的学校事务都让教授来管，而没有专门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有办学成效的，教授不仅管不好，而且还会影响教授们的本职工作。
记者：大学是需要一定的行政管理，但大家为什么对行政管理有这么大的意见，提出“去行政化”呢？
顾海良：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理解有些简单化。我认为，大学“去行政化”，是去掉那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需找到症结才能做这项工作。现在症结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二是用行政方式来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三是把部门行政管理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大学。
记者：这三个症结在大学里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能否举例说明？
顾海良：比如说，学校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的配置，教授们应有发言权，但许多学校惯常做法是行政配置，校长作为学校行政职权的第一执行人，甚至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上靠。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教授在学术资源配置上说不上话，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
记者：找到症结，我们如何解决“去行政化”？
顾海良：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我认为，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在国外，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远远没有开始，更不用说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的渠道，进而硬化了行政化趋向。我认为，“去行政化”的同时，就应该是大学校长职业化。
学术自由不是学术“自由化”
记者：您刚才强调大学必须实现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行使学术权力，即“教授治学”，是“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那么，请您谈谈“教授治学”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
顾海良：以前我们经常谈“教授治校”、“教授治教”，这次《规划纲要》提出的是“教授治学”。我认为，这一提法比前者更为确切，这里的“学”涵盖了学者、学术、学科、学风和学生等方面。这“五学”是教授治学的主要内容。教授治学，首先涉及的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就难以实现教授治学。
记者：学术自由也提了很久了，您认为当前的关键是什么？
顾海良：关键是要对其内涵进行探讨，我们总是担心自由会不会导致“自由化”，我认为这是对西方大学确立的学术自由范式的不了解而导致的误解。学术自由，首先是以宪法为基础和基准的学术自由，违宪的，就不是学术自由，也不在学术自由范围之内。在美国，涉及种族歧视、反对政府的都不会被视为学术自由。美国教育学名著《学术的秩序》曾提出：一名物理学教授如果在他的课堂上对美国税收政策表示不满，发表议论，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不是他的研究领域。同样，如果论证的数据是别人的，自己没花费劳动，也不受学术自由保护。可见，学术自由是有限制的。学术自由的概念是：对问题进行科学、诚实探讨的学术结果的自由表达。这意味着抄袭来的、凭空想象的，都不是学术自由，是不受保护的。
另外，学术自由是学者间的平等探讨和坦诚交流，其本身包含着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制约。但我们看到，在我国还存在着只重我之自由，不给他人平等学术地位的现象，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些学者发表完自己的观点后，或匆匆走人，或交头接耳，不去认真倾听其他学者观点，甚至对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冷嘲热讽。还有抄袭现象严重，有些学者为什么不愿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一说出来，就会被别人抄走，与国际上学术交流必须注明应用他人成果惯例相比，我们做得还是很不够。所以，学术自由深刻地包含着尊重他人学术成就的内涵。
如何去功利化和实现学术自由
记者：《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您对此怎么看？
顾海良：我们注意到《规划纲要》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一条中，提出了“完善治理结构”。我认为，完善治理结构，是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三者进行合理配置的过程。目前，大学里的“三权”有的存在着滥用，有的存在着浪费，所以不能孤立地去谈“去行政化”和学术自由。我在去年学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曾经提出，武汉大学在治理结构上应实现“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学术自由，制度保障”，无论是“去行政化”还是实现学术自由，制度的建设、完善和保障是关键。
记者：这就牵扯到改革和创新。
顾海良：是的。在改革和创新中，主要是看我们存在什么问题，症结何在？我不主张随便提口号。改革和创新，要渐进式地推进。在《规划纲要》中，我们看到在第二部分“发展任务”中，对高等院校提出了要求，在第三部分“体制改革”中，对大学制度改革提出了目标，我认为，大学制度改革落实了，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任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记者：除了上面提到的，实现学术自由还需要什么？
顾海良：还需要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特别要允许学术的失败、失误，尤其是允许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上的失败和失误。我们知道，科学从研究到得出结论，中间会经历许多失败，产生许多失误，而科学家在其中的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在自然科学领域往往会被誉为一种学术美德。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的宽容度还不够，学者是不能有什么失误的，一些学者甚至可能因此而失去了继续研究的机会和可能。这种不宽松的学术环境，使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做研究时顾虑重重，有的人想了许多，但不敢写出来。社会科学研究也应该宽容失败和失误，何况有的还只是一时不被人们认识、而后证明是正确的学术观点。因此，实现学术自由，一定要给学者以宽松的学术环境，要尊重学者、崇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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