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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玉岭谈教育：教育改革重在切中时弊突出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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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谈教育系列报道之七 |
《科学时报》：在前面的系列报道中，你详谈了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农民工教育等诸多问题。现在网上已登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你对此纲要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任玉岭：据我所知，这个纲要是集中上千专家工作了很长时间完成的。应该说这个纲要已汇集了很多人的智慧，吸取了多方面的意见。
这次的教育改革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进课堂、当学生、了解教学情况，连续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我们一部分国务院参事，也曾为这次教改方案的制定，按照领导要求“回母校、进课堂、当学生”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过一些意见。
在我看来，这次的教育规划纲要时间跨度大、涉及方面较广，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要改的事千头万绪，纲要征求意见稿对此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应该说十分全面。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项工作一定要切中时弊，抓住重点。就像经济改革那样，因为切中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沉闷局面，提出了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走市场经济道路，一下子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教育改革也一定要找准问题，切中时弊，并抓住重点，还需要克服各方面的阻力，在“认真”二字上下功夫。
《科学时报》：那么什么是当今教育发展中的时弊？这方面的认识能得以统一吗？
任玉岭：由于每个人的阅历不同和所处地位不同，肯定对教育发展中时弊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就拿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现在有人提出“中国的大学太多了，要防止过度教育了”，还说“过度教育不利于社会稳定，国外早已注意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大学太多了、是不是过度教育了，这是需要用事实说话的。我为什么提出要在“认真”二字上下功夫，就是为了这个。
只要我们认真地查看和对比一下有关数据，用数据来说话，我想那种教育过度的说法就会不攻自破了。
我国公民教育的年限为10年左右，而6岁以上人口在日本受教育年限为15年，韩国为16年，美国为16年，英国为17年。从适龄人口的高等学校在学率看，我国2006年达到22%，日本适龄人口大学在学率为57%、韩国为91%、美国为82%、英国为59%、法国为56%、澳大利亚为73%。从高等教育学生占总人口的比率看，2006年我国为1.78%，日本为3.20%、韩国为6.57%、美国为5.89%、英国为3.85%、法国为3.48%、德国为2.71%、澳大利亚为5.13%。
改革开放初的1986年，我到美国硅谷去考察，在电子产品生产线上我问了几个工人，他们都是从大学毕业的。而我们呢？在产业大军中，2006年，在制造业领域，小学初中文化的占64.2%，高中文化的占25.2%，大专以上的占10.5%；在建筑行业，文盲、小学、初中文化的占70.8%，高中毕业的占19.6%，大专毕业的占9.6%。
受教育水平如此之低，正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怎么能说过度教育了呢！
去年中，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初稿征求意见时，我就提出了要切中时弊、突出重点问题。当时我提出3个时弊，一是教育的严重不均衡问题；二是义务教育阶段负担过重问题；三是教育的行政化问题。
就我所知，也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是反对教育均衡发展的，当你提出均衡和公平问题时，他会说你要“杀富济贫”，要“削峰填谷”，这就是教育改革的难点，但也彰显了强调切中时弊的重要性。从社会发展来讲，我们本来有些地方经济已经明显落后了，如果这些地方的青少年在教育上再被拉大差距，那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将会更加落后。我们的区域统筹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将会更艰难。
教育是靠财政支撑的，由于欠发达地区财政困难，造成了教育均衡发展步履维艰。我曾经在美国专门考察过财政支出，美国国家财政主要投入教育事业、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残疾人等方面。去年我在澳大利亚考察时了解到，地方的学校全是由国家投入、国家统包的，是不需地方政府投入的。而我国现在的义务教育还是以县为主，国家财力有很多还是用在项目建设上，很多税收从发达地区收上来，最后又多随项目建设回到发达地区。这样一来，县财政好的，学校就好，县财政困难的，学校条件就很差。这与教育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
《科学时报》：现在把教育改革发展方案公布于众，就是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样做有利于形成共识、统一对时弊的看法、抓住改革发展重点，你认为教育改革发展重点应该放在什么上面？
任玉岭：为解决好教育中的时弊问题，我认为教育改革一定要狠抓以下“三个三”。
第一个“三”，要狠抓三个突破。
一是突破民办高等教育。前面我已经谈到了民办高校在国外占60%，而我国民办高校还在夹缝中生存。没有民办高校的崛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就缺乏动力，高校的发展就缺乏竞争力。我们应在民办高教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要敢于拿出若干国有名牌大学和部分地方大学，将其推向社会，走民办之途。既然是民办，就要像国外的民办高校那样，让其有充分的自主权，自选校长、自定规模、自主招生、自设课程。
二是要突破职业教育的地位。职业教育上不来，整个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将难以提高，它所影响的不只是工业发展问题，还将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具体的说，就是要通过招生制度的设计，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让人们逐渐形成到职业院校就读只是社会的分工不同，而不是低人一等的观念。
三是要突破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的欠债较多、人口密集、学校较少，一定要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有大的突破，特别是教育投入增加后，一定要重视对中西部的加大投入，并力争做到所有高校资源都能全国共享。
第二个“三”，切实做到三个取消。
一是要坚决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高校级别的推出极大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教育事业更加浮躁，行政化倾向更加严重，校内校外都出现了官本位问题，危害十分严重。
二是要坚决取消基础教育中的重点学校名称。重点学校不应该人为地去设定，也没有必要评选和命名。很多优质学校要么是历史沉积下来的，要么是因一些特殊政策和资金的特殊支持陡然产生的。在教育事业发展的长河中，仍将会有不少优质学校产生。我们政府一定要给各个学校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专设重点学校，不让重点学校吃偏饭，这不仅是教育公平的需要，也是降低教育浮躁和学生负担的手段之一。
三是要坚决取消择校费，打击不合理的乱收费和要求学生家长一定要给学校“自愿赞助费”等。择校费是造成很多学生不能就近读书的总根子，也是教育领域腐败案件的总根源。特别是首都学校大量收择校费，还导致了对全国的不良影响。因此，取消择校费一定要从首都做起。首都高官多、权贵多，高官权贵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子孙要到某些优质学校去读书，就使国家的政策向这些学校妥协，使这些学校置身于政策之外。
第三个“三”，做到三个标准化。
一是做到教育基本规模的标准化。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没有幼儿园，很多地方孩子要跑几公里去上学，很多地方高中紧缺，很多地方大学设置过少，对此，教育改革应该有一个说法，如何使这各类学校适应当地人口的需要，应该设定一个基本标准，对财力达不到标准的，国家应给予支持。
二是做到对义务教育的教学条件和学校环境标准化。根据现在广泛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学生受教育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应设定义务教育的班额标准、住宿条件的标准、食堂有无的标准、厕所改造的标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定要大力推进各类学校的信息化进程，设定信息化标准，尽量普及多媒体、计算机，地方没有条件解决的，国家要千方百计给予支持，使其达到应达到的标准。
三是坚决落实课程的设立标准。我们早就作出规定，小学三年级一定要开外语课和计算机课。但是由于国家没担负起这一标准的支持和扶植，致使很多地方的小学生毕业了还不认识ABC，还没见过计算机。这个问题是起跑线上的问题，这方面拉开的距离，是终生难以追赶的。国家应该重视所制定标准的落实情况，并应以必要的措施保证标准的执行。对困难地方实在达不到课程开设标准的，教育部要掌握情况、研究对策、妥善解决，绝不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无所作为。
《科学时报》 (2010-3-15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