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以实际行动“去行政化”，说明高校“去行政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华西都市报》最近报道：《深圳大学“去行政化”——全校无官，校长是CEO》，读后发人深省，令人振奋。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哨阵地，深圳大学的改革一直居全国高校之先。该校决定从2010年9月起，“实行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任制。改革后全校都将无‘官’， 校长则相当于CEO，不再是正厅级干部，而是一级管理职员”。改革后的深圳大学，将进入“无官化”时代，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大胆的改革与创新，是中国高校在“去行政化”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
高校“去行政化”必要且可行
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曾在社会上引起热烈讨论，反响强烈，高校内外“去行政化”、“去等级制”呼声很高。但也有不同声音。一些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的副部级大学校长（书记）站出来维护高校等级制、称赞行政化的好处，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大环境下“去行政化”难以实施，此后就很少再讨论这一话题。这次深圳大学以实际行动“去行政化”说明高校“去行政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笔者是主张“去高校等级制”、“去高校行政化”的。 我国大学内部普遍存在的“学者谋官，官谋学术”现象，是行政化的必然产物，官员们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侵蚀着学术阵地，好像只要做了官，学术水平自然也就上去了；同时，老师教授们一旦取得一定的科研成就后，就迫不及待地去做官，似乎只有走上仕途之路才算实现自我价值。更为严重的是，只要是你达到一定级别，即便你不作研究，你名下的研究项目也会越来越多，当然实际执行的是下面的老师教授们。
面对我国大学如此严重的行政化现象，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高校的行政化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让教育家办学。随后，近期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提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政府言之切切，声之凿凿。高层领导和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高校的“行政化问题”，实在是因为目前大学里存在严重的“学术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官僚化”倾向，不但严重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还制约了高校自身的发展，不利于对人才的培养。
在大学这座“象牙塔”里，大学的使命是追求学术价值，行政管理工作本应该是为学术服务，为教师服务的。大学的发展，依靠的是人才，依靠的是教师们孜孜以求的探索和研究。真正的大学应当崇尚学术自由，应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学是一方神圣的净土，思想在这里交流，智慧在这里迸发。大学具有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和使命。 如果用行政权力把大学和教授捆绑得死死的，一切按行政指令办事，一切按等级运行，又哪来“独立”、“自由”可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行政化正越来越成为高校发展的障碍。令人欣慰的是，不少地区和高校都在积极探索“去行政化”的方式和路径，深圳大学正是改革探索的先躯者。
政府和社会应支持大学“去行政化”
然而，要真正实施大学“去行政化”，必须从两方面做起，一是政府要转变职能，把管理变成服务，切实给大学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在大学内部要充分发挥大学学术权力的作用，真正做到以教师为主导，依靠全校师生员工共同管理好学校。
民国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培养出了李政道、杨振宁、华罗庚和137名中科院院士，追溯西南联大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其坚持独立办学的思想，杜绝行政干预的做法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够培养出这么多大师级人才？又为什么在建国后的60年里我们却很少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这正是因为民国时期，政府无暇顾及大学，无力干预大学，因此大学能够按照自身的理念和遵循教育规律来发展，不受外来的压力和干扰。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里，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行政权力一直制约着大学的发展，高校办学自主权太小。
如今，深圳大学“去行政化”的改革正是为了重新找回大学本身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规律，重拾大学独立自主的精神。毫无疑问，如果改革成功，无官员的深圳大学将消除“学术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官僚化”的弊端。在这里，不会再为行政级别的升迁而跑官要官，不会出现以行政权力干预资源分配的情况，老师教授们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在这里，老师教授们可以充分发表自己对学校发展的建议，学校可以充分吸收，以利于学校更好地发展；在这里，学生将获得更多的机会与老师教授们进行交流，得到更多的指导，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大学将成为师生的乐土，学术的自由天堂。
然而，深圳大学能不能改革成功，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去行政化”的问题，关键还是要看政府的态度。正如一位大学校长说的那样，“大学外部行政化决定了内部的行政化”，如果政府不能切实贯彻《规划纲要》中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那么深圳大学的改革何去何从尚未可知。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南方科技大学（筹），这是一所打着“去行政化”的旗号建立起来的新大学，校长朱清时也是“去行政化”的大力倡导者，但建设过程中却遭遇到了行政化的重重障碍。因此，政府和社会应积极支持深圳大学的改革尝试，帮助他们共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学的管理模式。
《科学时报》 (2010-12-14 B4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