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来先生和子女。
严济慈（左）和何鲁先生亲切交谈。
严济兹、张宗英举行婚礼时与亲友合影，后排右一为胡刚夫先生。
1934年胡刚夫先生一行访问严济慈任所长的物理所。胡刚夫先生（前排左三），胡夫人（前排左四），严济慈（前排左一）。
父亲一生所以能取得一些成就虽然与他的勤奋、聪颖有关，但与他遇到的恩师，特别是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东南大学）时期的三位老师何鲁、熊庆来、胡刚夫密不可分。
父亲很少提起他的过去，我第一次知道他的老师何鲁先生，是在1957年我们从苏联回国休假时，他带我们到北师大去看望何鲁先生。那时我仅仅知道是去看老师，并不知道这位老师和他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陪父亲到青岛去休养，每天午睡后总会陪他在客厅里坐坐，这时他就会讲讲过去的事。有一次，他讲何鲁先生1919年从法国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数学。他教的是法国高中的数学课本，但学生都听不懂，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听。何鲁先生对父亲说，既然只你一个人听，就到我家，我讲给你听。从此以后，父亲就到何鲁先生家去上课，深得何鲁先生的喜爱，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年后，何鲁先生去了上海，每年暑假他和妻子都要到北平度假，这时他便邀父亲住到他家，让家中的佣人照料父亲的生活，给父亲零花钱。父亲在那里饱览了何鲁先生的许多法文书。几个暑假下来，父亲便能熟读法文书了。
父亲在何鲁先生家还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王云五先生，由于这层关系，父亲在校给同学教的数学讲义得以出版。
1923年父亲东南大学毕业，何鲁先生毫不迟疑地推荐父亲去法国留学，并答应资助父亲在法留学的费用。
父亲的第二位老师是熊庆来先生。我知道熊先生，是因为我们同住在中关村，父亲每次到我家，一定要去看看熊先生，并一定要我们一起去看望。那时熊先生住在中关村31楼一层，我们到了那里，父亲自己进到熊先生的房间，我在外屋听熊太师母谈话。那时熊先生已经得了半身不遂，1969年便与世长辞。
后来我了解到，何鲁先生和熊庆来先生是朋友，何鲁先生离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熊先生接替他来教数学。何鲁先生临走前将父亲推荐给了熊先生。熊先生也对父亲喜爱有加，每次给父亲的作业都批上一个大大的“善”字。
父亲到法国后，何鲁老师家出现了一点问题，一时间无法给父亲寄钱。父亲万分焦急，彻夜难眠。熊先生得知后，竟将自己的皮袍卖掉，给父亲寄去了钱。
抗战时期，熊先生在昆明任云南大学校长，那时父亲携带全家来到昆明，家中经济拮据，母亲张宗英经熊先生介绍，到了云南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使家中的经济得以缓解。
熊先生的儿子熊秉群曾对我们说，1969年熊先生正在受批判期间去世了。秉群便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在一小时内从城里赶到中关村熊先生的家中，站在熊先生的遗体前默默地哭了，这使熊先生的家属深受感动。
熊先生去世后，父亲一如既往地去看望师母。我们也不时地去看望熊太师母。记得那时，熊太师母经济上有些困难，父亲与华罗庚先生（华先生也是熊先生的学生）一起给有关领导写信，给熊太师母争取到一份按月补贴。
父亲的第三位恩师是胡刚夫先生。我知道胡刚夫先生是在1996年父亲去世后，看到1927年父亲结婚时的一张照片，胡刚夫先生是证婚人。直到《法兰西情书》出版后，我才对父亲与胡刚夫先生的亲密关系有了进一步了解。
胡先生出身于江苏无锡的一家书香门第，胡氏三兄弟胡敦夫、胡明复、胡刚夫均留学美国。胡敦夫回国，在上海创办了大同大学。胡明复、胡刚夫回国后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胡刚夫1918年回国，便在该校创建物理实验室，并将1914年在美国由留美学生创办的“中国科学社”也带到了该校。
父亲当时积极参加了“中国科学社”的许多活动，如，投稿，审稿，并被破格吸收为社员，因为当时只有留学生才能有资格。
父亲到法国经济发生困难时，胡先生也多次寄钱。父亲当时是数学尖子，但他到法国后在选择专业时，是根据胡先生的意见，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物理。
1927年父亲学成回国后，就住在胡先生家的楼下，并在恩师们的推荐下，同时在上海的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教。钱临照先生、杨承宗先生就是父亲那一年在大同大学教过的学生。一年后，父亲取得了中华教育基金第一届第一名甲种研究补助金，再次去法国深造，也与恩师的帮助分不开的。
全国解放后，胡先生在等待分配工作时，曾到父亲家中住过一段时间。后来胡先生到了北方的几个高校教授物理直到1966年去世。
现在父亲和他的三位恩师都已作古，但他们那种爱护人才，提携后生的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的。
今年是父亲诞辰110周年，仅以此文作为纪念。
（作者系严陆光院士夫人，严济慈院士儿媳）
《科学时报》 (2010-11-19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