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俊（中国科学院院士）
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前夕。同样，有着悠久宏伟历史的中国数学，也在近代一二百年落后的情况下，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前夕。这里有无数辛勤劳动的先辈们的汗水，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正值百年华诞的重量级人物，一位是陈省身先生，今年99岁诞辰，一位是华罗庚先生，今年正好是百年诞辰。我们现在就回忆一下华罗庚先生对中国数学事业的卓越贡献。
众所周知，华罗庚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也谈不上受过什么优越的教育培养。与之相反，华罗庚连小学也没有读完，他只是穷苦乡间一个杂货店的伙计。靠着艰苦的自学，他在当伙计时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了一位因一篇著作而名噪一时的作者著作中的错误，由此获得了当时在清华大学主持教学的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并邀请他来清华，又因他没有学历不能当正式助教而给以一个助理教习的名义。
但从此华罗庚有了时间与条件，靠着刻苦自学，他精通了现代数学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现代数论方面，由于他的才能与成就，获得清华派往英国留学的机会，他因此去英国跟随现代数学巨子Hardy教授学习数论。
Hardy是英国当代最著名的数学家，他与人合著的不等式理论为当时数学家必备之书；他更因提倡数学应脱离应用而震惊学术界。在数学上，他因Goldbach一类命题上的成就而名噪一时。所谓Goldbach命题，乃是18世纪大数学家Euler（1707~1785）与友人Glodbach在通讯中提到的一个数论上的猜测，这个猜测的叙述有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就可懂得。问题说任何一个足够大的偶数，都可表示成两个奇素数之和，这是一个连小学生都懂得的命题，却难倒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大数学家，特别是数论专家。我国的陈景润，即因在这一问题上有特殊贡献而名扬国内外，但与问题的彻底解决仍相距甚远。
与之相反，Goldbach命题牵涉到两个素数之和，对于三个素数之和的相应命题，即一个充分大的奇数，必然是三个素数之和的这一命题，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解决的数学家是苏联的Vinogradov院士，华罗庚对此也有重要的贡献与补充。
新中国成立时，华罗庚在美国Illinois大学任教授，但他马上放弃教职赶回国，任职当时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当时的中关村所在地还是一片坟地，垃圾堆积。因此，当时的数学所设在清华大学内，位于南门附近，其后几经迁陟。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由当时的数学研究所，与后来建立的应用数学研究所，系统科学研究所，以及由冯康创立而由后人继续发展的计算研究中心，合并成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中心，建成一所13层的大楼，位居现今的中关村核心地带，并在大楼大厅放置了华罗庚的铜像，以纪念他的功绩。
早在清华园时期，华罗庚就已开始培养年轻的数学接班人。由于华罗庚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学生也是各方面都有，且都已成名成家，并评上了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例如数论有王元，代数有万哲先，多复变函数有陆启铿。此外，各个领域受其影响者更是不计其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华罗庚高瞻远瞩，洞察到计算机对数学发展的重要性，他请来了当时在清华大学的闵乃大教授主持其事，并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的年轻同志从事这项工作，为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中国科技大学1958年创办时，数学所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去担任教职。华罗庚也担任了一个班级的微积分课程的教师。传统的教法都是从实数理论开始，而教实数理论无非是用Dedekind分割或Courant级数来进行介绍。但华罗庚却从中国传统的十进小数开始，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可惜他没有从此深入下去，最后还是回归到原来的传统方式上去，但我认为华罗庚的模式可以完成，并从此完全脱离传统的西方模式，为微积分的教学开辟一条全新的“中国式”途径，愿以后的有心人共勉之。
华罗庚还很重视数学的普及工作。
2002年左右，科学出版社为了普及数学知识，出版了一套数学小丛书，丛书作为数学天元基金的读物出版。丛书全套18册，邀请各方面的著名专家编写。华罗庚一人在18册中就占了5册。它们是：1．《从杨辉三角谈起》；2．《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3．《从孙子的“神机妙算”谈起》；4．《数学归纳法》；5．《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以下将这些著作简称为华1至华5。
试以华5关于蜂房结构一书为例。按华罗庚书中的原话，所设考虑的问题是：以蜜蜂的身长、腰围为准，怎样的蜂房才最省材料。这是一个极大极小的问题，需要用微积分才能解决。而蜜蜂却有着天生的智慧达到这一目标，这是生物的一种天然的智慧，用华罗庚的话说，“小小的蜜蜂在人类有史以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竟要18世纪的数学家用高等数学才能解决呢！”
不仅如此，计算的结果与实际的蜂房结构微有出入，是不是蜜蜂错了？但是后来发现，“原来是数学家计算时所用的对数表印错了！”
因此，错的是数学家而不是蜜蜂。
我本人早期从事拓扑学的研究，后来又从事博弈论、奇点理论、代数几何、优化理论、机器人设计、平面布线理论，以及计算机对数学的应用等多方面的数学理论与应用研究。但最使我引以自豪的乃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认识。由于西方数学的影响，我与绝大多数的中国数学家一样，认为中国的古代数学无非是加减乘除无足重轻。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关肇直与其他同志工作的启发，才知道中国古代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理论与方法，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体系之以定理证明为核心者异其旨趣。这些工作是我最为自豪与得意的成就。但就华罗庚的著作看来，他早已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有所认识。例如在前述的数学丛书中就有三本，华1、华2、华3提出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伟大成就，其发现还远在西方数学家之前，且指出与近代数学有着多方面的联系，这使我深为佩服。
华罗庚繁忙而头绪繁复的工作之余，还不忘做数学的普及与通俗化工作。例如，一片纸条并以0.618为契机，向农村出身的一般干部介绍高深的数学，起到一定的普及作用，就是有名的实例。
华罗庚还善于以隽永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奥的数学思想与学习方法。例如“读书从薄到厚，再由厚到薄”，这是可以垂之后世的至理名言。
总之，华罗庚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传奇数学家。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远不止于数学。他的伟大事迹，将永远为全世界特别是中国人民所铭志与称道。
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的数学家。
《科学时报》 (2010-10-20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