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这样的成绩,有业内人士直言不讳地说,这样的速度“太快了”：
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正式实施。条例第三条明文规定:“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
3年后的5月27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中国的第一批18名博士问世。
此后,直到1992年,我国博士培养工作一直处于起步阶段。1992年至1997年5年间,博士数量一直呈现平稳增长趋势。
但从1998年开始,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就以每年23%的比例递增。
在《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却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全国指导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导师不在少数,指导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导师手头上有110多名博士生。由于导师指导人数过多,与博士生交流不够,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每月平均交流3次以上(不含3次)的为50%,月均集体活动的次数超过2次的不到40%。
在这种状态下,博士培养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调查结果显示,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数据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第一博士生产地","产品"质量很成问题。或者我们可以这样问,这个"第一博士生产地"是怎样炼成的?”熊丙奇说,“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调查结果,能对博士教育的发展产生多大触动,即便有,也是"反触动"。据我所知,还有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博士教育发展速度不够快、不够大胆,以上的调查,正可为进一步快速发展博士教育,提供"经验"”。
中国大学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师生关系功利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的关系
通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博士制度的异化路径。
调查将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的博士生培养制度；第二阶段,1950年至1966年的博士生培养制度；第三阶段,1977年以后的博士生培养制度。
在历史地梳理了中国博士发展制度之后,调查认为,“中国现行的博士培养制度是引进的、外在的制度,并不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产生的,所以不十分适合中国,目前来说是一种有问题的制度”。
而在调查中所指出的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外来与传统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
所谓的“导师制”(或称师徒制)源于欧洲,以科研和撰写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 但是国外的导师制引进之后,由于中国的博士生导师手中握有大量的资源和利益,因此,逐步衍化为目前中国的“老板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