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公信力，可说是社会信任体系中最坚实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也发生动摇，被公众质疑，那还能指望人们相信什么？维护学术公信力的责任，主要不在接受与享用学术成果的公众，而在搞学术的广大科研人员。因此，谨言慎行、严拒炒作，应当是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铭。
“曹操墓找到了……”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考古大讨论”。并不是大伙儿忽然对考古来了兴趣，而是疑心这件事被“高调宣布”的“操作过程”，暗藏着当地政府催动旅游热、拔高当地GDP的目的，疑心这个发现是“利益使然”的炒作而非严肃的科学结论。即使后来不断有大专家出面表态“这是真的”，仍难平息质疑。
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公众以往对学术、学者的“笃信”，已渐渐被“疑虑”取代。学术和学者如果“涉嫌”沾上经济利益，就可能影响学术结论的严肃性，甚至损害学术公信力。
有些学术就是不能沾上经济利益
当然，对“学术沾上经济利益”当作两面观。发展经济、造福社会本是学术研究特别是科研开发的目标之一，在我国有许多科研成果成功地转化成产品、拥有了专利，推动了产业进步，科研人员也由此致富，这没什么不对；但问题是有些人、有些科研单位，没能坚守住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甚至违背诚实做人的根本原则，搞出许多似是而非、虚虚实实的“短平快”。比如纳米技术还处在实验室开发阶段时，中国几乎衣食住行却都有了“纳米产品”，出现速度之“快”、功效广告之“神”，实在让人生疑，这怎会不影响学术和科研的公信力？近年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冒出了“商业化学术”，比如当考古和古代名人行踪遗迹的考证同开发旅游挂上钩，问题就来了。许多“发现”和“认证”引发争议，而拍案而起的那方也拿不出真凭实据，谁都能一眼看清那是在争旅游卖点。这样可笑可怜的口水仗频频开打，公众又怎能不对学术的公信力生疑？
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以经济功利为目的，许多研究就是人类求知求真的探索，但同样有意义、有价值。这类研究，理应远离世俗利益的干扰与诱惑。考古学就其学术准则与规范来说，显然与经济无关。2010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2009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论坛，对引起争议的这座东汉大墓，并没有称为“曹操高陵”，而称作“安阳西高穴大墓”，这反映了主办方的谨慎，也体现了学术定论的千钧分量——即使已有许多专家认为“墓主的身份基本确定”，但只要没有完全确定、不到“毫无疑问”，结论是下不得的。
下学术结论要依据“利益无涉”原则
学术研究，最根本的要求是严谨，讲究“言之有据”，在各种“利益博弈”中保持“立场中立”。学术公信力，可说是社会信任体系中最坚实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也发生动摇，被公众质疑，那还能指望人们相信什么？所以学术一旦丧失公信力，危害的不仅仅是学术！
维护学术公信力的责任，主要不在接受与享用学术成果的公众，而在搞学术的广大科研人员。公众是通过科研人员的一言一行来感知和掂量学术的分量的。因此，谨言慎行、严拒炒作，应当是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铭。以笔者之见，特别要坚持以下两条原则：
一是“立论必严”。科学研究的这个原则，也叫“破宽立严”，即如果要完全确认一个结果，必须不存在任何疑点和反例；反之，如果推翻一个结论，则只要一个反例就足够了。科学史上有个著名的个案：在17世纪的欧洲，“天鹅都是白色的”被看做一项科学“铁律”，但后来有人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尽管世界上绝大多数天鹅是白色的，但那个结论已被彻底推翻。
因此科学研究可以大胆假设，但务必小心求证。立论者自己首先要严肃认真地寻找和研究反例，让形成中的结论先过自我否定关。比如这次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发掘者，如果自己能更多地关注确定为“曹操高陵”的反面的疑点；如果除了举出有利证据“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等文字外，还向公众说明尚有“黄豆二升”等等更像仓库里说明牌的石牌无法解释，质疑的声音也许会轻些。因为公众看到了你的严谨。
二是“利益无涉”。依据这条原则，凡可能涉及当事人利益的研究结论，都应当请利益无关单位进行确认，以保持学术的公正和可信。2008年11月，由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专家组成的“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小组，向外界正式公布了“光绪帝被毒杀”的结论。应当说，这个结论也很惊人，但并没有引起什么质疑——因为“利益无涉”。设想，这次如果不是由地方政府部门发布“确认安阳曹操高陵”，而由与当地利益无涉的学术机构发布，情况也许就会不一样。(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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