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资深教授、学界泰斗季羡林于7月11日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可谓巨星陨落，天地同悲。北大设立灵堂，膜拜祭奠者络绎不绝。
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北大学界泰斗的季羡林，早年曾一度在北大旁听，是位不折不扣的北大“偷听生”。
季羡林晚年在回忆文章中曾谈及这段往事：“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季羡林不满足于清华西洋文学系的课，还旁听本校陈寅恪先生、朱光潜先生等的课程。他回忆说：“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
对于求知若渴的季羡林，清华的教学已不能满足季羡林的求知欲。他就经常到当时的燕京大学(今属北大)和北大去旁听。季羡林回忆说：“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指北大教授郑振铎)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重温季羡林先生关于旁听的这些往事时，我有颇多感慨。季羡林先生不愧是位转益多师的通儒。试想，如果当时的北大和燕大，拒绝校外求知者旁听，也许季老就不能成为今天的一代大儒了。
蔡元培掌校北大后，允许校外人士旁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等北大教授都先后都积极响应，留下过许多佳话。薪火相传，代代相继，北大遂形成了允许校外旁听的传统。
近百年来，这一传统未曾中断。得益于北大的旁听传统，历史上就出现过毛泽东、瞿秋白、沈从文、冯雪峰、成舍我、丁玲、杨沫、曹靖华、金克木、季羡林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人物，有不少人后来还成为了北大的名教授。
现在仍有成千上万的在北大旁听的“北大边缘人”，得益于这一北大传统。笔者就曾在北大游学13年，先后得到过北大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等教诲和提携的“北大边缘人”中的一员。
就是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也是没有反对校外人士到北大旁听，他曾在回答某媒体记者关于北大进出校门查验证是否拒绝校外旁听的质疑时回应说：“这方面有社会上的一些误解，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北大对出于校门有一些规定，比如看证件等，但这不等于说就不欢迎社会上的朋友们去旁听课程。事实上，现在每天在北大旁听课的人很多，不仅仅是旁听课，去北大吃饭的也很多。”
可见北大还是欢迎校外旁听的，只是多了一道手续，来校旁听或参观的，只需身份证登记一下，就可放心进入北大。
这次季羡林先生的去世，北大校方在百周年纪念讲堂设立灵堂，公开接受社会各界人士到北大参与悼唁，就是一次让民众濡染最高学府文化与精神魅力的义举！
传道授业解惑，不论出身，唯传播知识和真理为第一要务，这正是北大的优良传统之一。蔡元培如此，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如此，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也是如此，这是北大人的庆幸，也是中国人的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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