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和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令学界悲痛。
这一次，似乎北京大学比媒体来得理智。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逝世发布的消息，只有短短三行字——“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季羡林先生的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在这三行字里，季羡林先生的“头衔”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而没有诸如“国学大师”这样的字眼。
而对于媒体而言，却不一样了，多家门户网站的标题就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京病逝”。笔者之所以关注这种称谓，是因为2007年时，季羡林先生在他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摘掉头上的“三顶桂冠”。这三顶桂冠指的是民间封给他的所谓“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看来，媒体并没有把季老的请辞当回事。
相对于季羡林先生来说，任继愈先生的公众“知名度”似乎稍小，有网友就在任老逝世的消息后，跟帖“不知道这个人”，而笔者所见，平面媒体和网络之上，评论者多把视角对准了季先生。由此可见，媒体所具有的巨大传播效应。
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而官方也不消停，据说不少地方就推出了名为“大师工作室”的大师培育工程，旨在打造新时代的大师，还有一些技能赛事，获奖者直接被命名为“大师”。而说大师稀缺，则指真有大家风度，既有一流学识，又有平民情怀、强烈社会责任者，在今天已经十分罕见。以至于整个社会出现强烈的“大师焦虑”，也促成了“大师”遍地的娱乐画面。
季羡林先生当初的请辞“大师”，或出于自谦，但在笔者看来，这是对于虚夸的学风的提醒。如果靠授予封号、开展工程、举办赛事，就能诞生出一批批大师，那“大师”也实在太廉价了，其娱乐意义，要远胜于学术意义。当然，今天的学术，在媒体的包装下，在学者的自我炒作中，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学术丑闻中，本也已经娱乐化。
一些回忆文章，谈到季先生的成长过程，比如他受胡适的影响、他生活生长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这实在弥足珍贵。虽然季先生辞去了“国学大师”的桂冠，但不影响大家去解读怎样才能诞生真正的学术大师，这样的解读，对于今天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来说，还远远不够。
大师的成长需要有一种师承关系。今天我们的导师和学生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师承关系呢？一个导师带100位弟子？导师一年最多见弟子一两次？导师把学生当做打工仔还是导师把学生当作家佣？这能培养出怎样的杰出人才来呢？
大师的成长需要一种独立与自由氛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成为学人的根基，一名学术研究者不能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怎可能成就一流学术，又怎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社会进步？
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所谓精英，当有杰出的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可是，我们当下的精英观，却是能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精英成为特权的代名词，学生们追求成为社会精英的过程，就是努力成为特权阶层的过程。而离开平等的思想，大师的培养已是渐行渐远。
北京大学的消息中，如季先生所愿，没有加上各种炫目的称号与头衔，不知这所培养过众多大师级人物的大学，以及众多以其为楷模的其他大学，是否还有培养大师的梦想？能否解读大师的成才之路，来反思今日的教育与学术？是否为大师人才的出现，提供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科学时报》 (2009-7-14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