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任继愈两位学术前辈的去世，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人们钦佩其道德文章，更对季老“三辞”（辞“国学大师”、“学术泰斗”与“国宝”称号）和任老“三不”（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与不挂名主编），交口称颂，引为典范。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赞誉往往止于外在的形迹，并未触及内在的精神，这使得两位先生的人格风范及其之于今天的意义，仍没有得到很好的廓清。

 

 

以下“互相打架”似的评论，或可引为证明：一方面，近些年来，我们也不断听到有人称任老为“大师”、“泰斗”或“国宝”，但并未见他有任何辞领的回应，而激赏季老“三辞”的人，对此似也并不在意。另一方面，又不断看到有人替季老做寿，也未见他推辞或拒绝，且30卷《全集》，是他亲口应承出版，去世前刚审看了封面，但肯定任老“三不”的人，好像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相反多有夸扬。有心者不免要问，当我们称颂两位前辈的“三辞”、“三不”时，该怎样解释上述任老的“未辞称号”与季老的“出了全集”呢？我们对两位的评价，是不是用了两套标准？

 

问题出在哪里？忖之再三，觉得还是出在人们仅将此“三辞”、“三不”，视作最能体现二老的人格精神上了。其实，季老与任老，包括先前去世的钱钟书、王元化等前辈，他们最可敬的精神遗产与人格风范，都体现在对人类普遍理性、中心价值与永恒意义的敬畏上，并一辈子服膺科学，追求真理。除此之外，再无他物。正是这个除此无他，让他们得令名，享高寿，并以一个读书人的自在身份，安处于人世。如任老毕生从事哲学史、宗教史研究，直到弥留之际都没有放下学问。季老从来耐得寂寞，在别人含饴弄孙的暮年，迎来自己学术研究的再度高产。若问他们为何勤奋至于凌晨4点即起来工作，看看《竹影集》和《病榻杂记》就能知道，只因为这个世界，惟读书最令他们欢喜，最能吸引他们全身心投入。

 

 

与此相关，是对学生的培养与督责。那样地用爱付出、用心关怀，以致追随他们的后辈很容易就做到了无犯无隐，然后以涓滴之续，成就各自的事业。多少年过去，学生们的感觉是，这种与人丰处身俭的温蔼做派，正是今天最为稀缺的高师风范。他们也关心整个社会读书风气的养成，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文化建设首先要靠文化的积累，一个人只有依赖勤奋和坚持，才能避免所学所用竟成两截的怠误，并最终成就相对完满的人生。

 

应该说这是极平实的人生，极普通的道理。但因为当下功利的社会，造成了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读书人对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开始有了别一种理解，七情交攻八方受病之下，他们的平庸与苟且发展得充分了，欲望与操守之间的平衡倾圮得厉害了，于是治学应有的问道精神不再被提起，甘坐冷板凳的自我期许不再受尊崇，更不要说越来越多的为人师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暗结潜规则；越来越不堪的抄袭门，不惜把人格降得比常人更低以自逞其欲。如此行之日久，且行之有效，遂使许多人将此视作读书人的常态；又因为制度安排的缺漏，更将其归因于体制。长此以往，习焉不察，直至最终失去对人格精神做“同情的了解”的能力——他们怎么就能做到这样的人去我取、人求我弃！这种不理解的心理折射，就是对上述“三辞”、“三不”集矢般的赞不绝口。

 

 

殊不知在二老看来，这一切原本应该，本分而已。并以为，一个读书人只要坚持了这种本分，他就站住了，其他一切，真不重要。譬如，依照个人的性情，为人更沉静内向、没有场面气的任老，自然就喜欢亲书卷而远市廛，所谓“三不”，不过是他应对人事困扰的一种措置方式，也包含不愿意花人时间添人麻烦的谨重与自律。此时，如有人一定要送上赞美，尊称“大师”，他心底清明，不惹尘埃，自然觉得无需做什么特别的回应。而在浮华刊落，只以一颗平常心临事对人的季老而言，“三辞”是他质疑社会、概见性情的真表白。但因晚辈的礼敬与盛情，或基于回看来路的老来常情，他觉得这寿也没什么不可做的，全集也没什么不可出的。要之，守大节而顺人意，对两位老人来说，此心此情，已无蔽无欲，人们正不须以此小处，论其大端。更应看到的，是他们的平章华梵，衡论中西，德慧并重，成己成物。而所谓“三辞”、“三不”，与其说是他们自订的标格，不如说是对不良风气的反拨。如此而已。

 

这就是前辈的真人格与真精神，也是他们的真性情。遗憾的是，时代在变，这样的人格精神日渐稀缺。赫拉克利特说：“驴子宁愿要草料而不要黄金”，如今人类似乎忠于眼前的青草甚于真理，这也是两位老人晚年多所担忧的地方。当真正大师的生命不可挽回地成为过去，如何不致人往风微、音沉响绝，如何让人们隔了悠长的岁月，仍可以深情凝望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觉得，脱弃外在形迹的张扬，开显其作为读书人朴素的生活态度与幽邃的精神内里，已变得非常重要。类似“三辞”、“三不”的出现已经说明，我们先前加诸前辈身上的许多赞誉，其实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既如此，高扬其人格精神，发扬其真思想与真性情，应是我们今天最需要做的事情。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