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人一直热衷于讨论一个经典得有些陈旧的话题，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各路民间学者以及官方机构都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回应。总之，建议纷呈，一派繁荣景象，至于具体操作性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不过笔者感兴趣的是，钱老作为一个活了近百岁的智慧老人，亲身经历了中外各种高等教育模式，他提出的问题可能并不像人们议论的那样表面化，很有可能另有深意，因此，有必要剖析一下钱老问题的结构，或许这种努力对于我们反省今日的高等教育会有所助益。

 

坦率地说，当笔者从媒体上看到钱老的问题结构时，立刻在心里想到了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理论的结构。在演绎框架下，有两种有效的推理模式，即肯定前件式与否定后件式。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典型地采用了否定后件式的模式，这是很有想象力的一种有效推理模式。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用钱学森之问，把这两种结构演示一下：如果我们的学校是好的，那么我们应该培养出杰出人才（肯定前件式）；如果我们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那么我们的学校肯定不是好的（否定后件式）。钱学森之问的结构恰恰是一个否定后件式的模式。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钱老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们的大学是有问题的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钱老是最有资格来回答的，毕竟他亲身经历了民国时期的大学，也接受了西方最发达国家的长期培养，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参与中国科技大学的建设，应该说，对于中外大学之间的异同，没有人比他更有发言权。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回避了这种历史感的介入，导致问题一经提出就处于没有根基的漂浮状态。如果把大学看做一个系统，那么杰出人才的出现只是这个系统的输出。众所周知，钱学森还是世界著名的控制论专家，他很清楚对于一个系统来说，抛开输入只谈论输出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大学并不是黑箱，它是完全可以被分析的。在笔者看来，钱学森之问所蕴含的隐秘结构，正是寻找钱学森之问的答案的切入点。

 

纵观世界大学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如下五个要素的支撑：人、财、物、制度以及学术氛围。细分一下：人，包括学生与教员；财，主要是指来自各种渠道的资金投入；物，则是指构成大学的硬件设施；制度，主要指国家对于大学的政治安排与定位；学术氛围，主要包括学术传统、自由与民主的环境。如果上述条件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倒推一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抛开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不谈，目前整个社会普遍认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是成功的，它培养出了众多杰出人才。有人曾统计，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暂且认为这个案例保证了上述说法是成立的。那么，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与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按照笔者的五元素说，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在人、财、物上是要远远超过民国时期的。人还是这个种族的人，这么短时期内在智商上基本不存在退化现象，财与物则是明显超出民国时期，我们今天不但有了大量的科技投入，而且高校里大楼林立。在制度上，民国时期，大学具有很大的自主权，相对来说遭遇的政治等掣肘因素比今天要少许多。在学术氛围方面，种种资料显示，那个时候也要比今天好许多。至此，新旧大学在财、物与制度和学术氛围上打个平手。那么再回到第一元素，人，大学里的人的状态如何？民国时期是教授治校，今天是行政官员治校，由此引发的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至此，可以初步总结为：在五要素上，新旧大学构成要素的简单数量对比的结果是2比3。如果考虑到五要素在大学发展中的权重，那么这个比例将更加悬殊。粗略估测一下五要素的权重还是有必要的，按照重要程度排序，在大学里最重要的要素是：人、制度、学术氛围、财、物，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这么些年没有培养出多少杰出人才，是因为我们把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灵魂搞丢了。而前三个要素恰恰是构成一所真正大学的灵魂所在，至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何在条件极端恶劣的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仍然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了。进一步推论可知，在办学理念上，60年来我们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严重地退步了。

 

其实，这个简单道理，钱学森先生应该是深深了解的，而他之所以选择一个否定后件式的问题结构，是因为借此可以回避那些难于表达的真正原因，这正好点出了问题的破解之道。钱先生是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一生都被紧紧地束缚在政治与历史的快车道上，或许他早已心生厌倦，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因此有意去把自身与历史切割开来，把一种秘密隐喻地告诉后来人，希望借此从历史中安然地全身而退，然而，他本身就是历史，这又如何切割得了呢？恍然想到章炳麟写给黄兴的挽联：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今天想来，信哉斯言。（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9-12-4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