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走了。新华社为建国60周年拍摄的《感动中国人物志》，钱老那一集中有一句话说得很煽情，“与祖国共命运的人生轨迹，光耀祖国的天空”。也许这可以算是后人给钱老撰写的墓志铭，只是这句话政治色彩过浓，钱老未必喜欢。也许，钱老更希望后人注意他在学术领域的贡献。
关于钱老回国的话题，坊间版本与主流叙述有所不同。我们对历史的细节其实不必过于苛刻，斯人已去，身后论其短长颇不厚道，还有人把“文革”中钱老的表现拿来说事，就更不厚道了。科学家身处在时代的漩涡中，本来就是时代的问题，与科学家本人有什么关系？科学家们迫于形势小心翼翼地作出一点点政治表态，实在是人之常情。我们不必因为否定过去的政治就否定与过去的政治有关联的科学家的表现。因此，我们也无需计较钱学森本人是否申请过美国国籍，无需再追问他回国的真正动机。钱学森能回国就已经够了，不是吗?
在属于钱学森的时代里，科学家是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象征，因为与政治的天然绝缘，他是国家的宠儿。与此相对的则是人文社科类知识分子命运的波谲云诡，比如季羡林，进过牛棚、挨过批斗，平反后才重新获得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季羡林和钱学森代表了各自领域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而钱老是他那群人中最后的谢幕者。这群人有李四光、茅以升、童第周、竺可桢，再远的还有詹天佑。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偶像，至少建国后的数代人是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的。因为他们，“长大要做科学家”成为几代人儿时的梦想，那些梦想背后的支撑，正是教科书上这些熟悉的名字。
钱老的离去，让当下中国学术界更显尴尬。几十年了，科学界拿得出手的大家还是这几位。10月12日温总理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坦陈为教育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而“内疚”。的确，之前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舆论就对我们的教育一片质疑，人们发现得诺奖的那些华人都是国外教育背景，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顶级科学家也清一色都有着国外的教育背景。我们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有必要进行深刻检讨，对教育体制，以及对评价体制。比如说，有些学者声名大噪可能更多不是因为其学术本身的价值，而是政治或别的总之无关学术的因素。
就在钱老去世前两天，我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去世了。但因为舆论的“重钱轻贝”，恐怕没有多少人留意到这一消息。贝先生的“待遇”尚且如此，一些皓首穷经枯灯黄卷的人被遗忘在角落里，某一天因为某些需要才突然发现他的价值，就实属正常了。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前身后事，这种现象不可谓不多，早该引起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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