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科大原校长朱清时院士任职南方科大创校校长的新闻被众多媒体热炒，论者们几乎一致地欢呼朱校长的重新“出山”。各家媒体在报道和评论中提到最多的词语是：“去行政化”及“教授治校”，并且都对朱校长意欲办一所“纯粹的大学”的理想充满期待。笔者也是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期待者，对南方科大的发展和朱校长的“创校”同样充满期待，尤其对由这则消息所引起的人们对“教授治校”制度的肯定及赞赏感到欣慰。
笔者之所以产生这个感慨，是因为“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作为“世界大学通例”，虽然在我国早期大学中曾经是一种共识，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我国后期的大学中却被中止，也被越来越多的大学人在内心里漠视和疏远，以至于许多大学中的年轻人不知“3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中立、学术自治）为何物，甚至有高等教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对学生在论文中使用“教授治校”的概念大发雷霆（原话为：你怎么敢写“教授治校”呢？）。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不惟教育实践中几乎没有过“教授治校”的影子（在院系调整前一两年曾经有些高校延续过这种制度），反而在近些年中兴起了“教授崇官、趋官、求官”的强大潮流，使“官本位”这一悖逆教育精神的意识和风气成了从体制到民间的共同诉求，几欲成为高校文化和精神中的“主旋律”。
在高教的理论领域更是出现极具中国特色的复杂现象。一方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一些研究者论证“教授治校”有多少弊端，在中国如何地不可行，似乎要为国内大学打预防针：教授治校是不能实行的。另一方面，在近些年的大学中，由于太多的悖逆教育的精神现象导致了人们对教育体制的批评和反思，为了阻止一些学者对“教授治校”制度的期望和呼唤，一些人在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中推出“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理论。这种理论一经推出，就受到了一些体制中人的热烈赞许，很快被写入一些大学的正式文件之中，并被冠以“现代大学制度”的名称大张旗鼓地宣传。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其中的“政治正确”意蕴是一般人不敢质疑的。令人疑惑的是，这种制度模式的理论创造性在哪里？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只是对现实大学体制的文字包装或修正。虽然这种包装或修正看起来是精致的，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但其实质的陈旧则决定了其不会对大学现状的改变有任何实质性意义。这种制度中的“校长治校”，实际上是行政官员治校，其依据的逻辑和原则是行政的逻辑和原则。在这种逻辑中，教授的治学是需要服从行政部门要求的，否则就会被行政权力排斥或抑制。我国目前大学中的学术研究数量化现象、学术研究评价的技术化现象，可以说都是这种逻辑的作用使然。若继续沿用这种制度，我国的大学现状将难有根本的改观。
“教授治校”制度的内涵则与此完全不同，其中的教授不仅是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承担者，也是学校决策的参与者，是学校行政工作的主导者和监督者。他们需要参与校长的聘任和选拔，参与学校各项活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大学中各种活动的运行，将不是遵循行政或社会的逻辑，而是遵循知识和学问的逻辑。大学为社会的服务，将不仅在于直接的技术或工具层面，更在于意识、价值和思想层面，也就是“在国家力量不及的更高的层次上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德国洪堡语）。
遗憾的是，“教授治校”这个曾经在我国早期大学中被普遍尊崇，并为我国早期大学创造了辉煌成就的制度却在我国大学的发展历程中被中断了。该制度所蕴涵的丰富智慧和思想只是被一些忠于学问和知识的学者在自己内心保留下来，成为大学中时隐时现的星星之火，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为学生们传递一些精神的光辉。令人欣慰的是，在朱校长任职南方科大的新闻中，“教授治校”的思想和观念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传播，全国各种媒体对“教授治校”制度的肯定和宣扬不仅给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的“教授治校”制度正了名，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推动中国高教进步的力量，往往不是来自于高教内部，而是来自于高教外部。恢复高考制度是这样，推进高教制度改革是这样，高校扩招及放开高考年龄限制、实行高校学生收费也是这样。而高教在关乎自己发展甚至命运问题上的迟钝和怯懦，不仅反映出高教在精神和品格素养上存在着严重缺陷，也折射出高教精神和品格资源的严重缺乏，以及高教精神发育和强大任务的艰巨。
社会进步在本质上是对目前现状的超越和改变，不改变、不超越，就不可能有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朱清时校长任职南方科大的事情本身（不是传统的上级任命，而是通过校长遴选委员会选聘）所表现的就是一种改变、一种超越，它极有可能带动我国高等教育领导和管理制度的进步，我们对此充满期待。同时，在人们对朱校长任职南方科大欢呼的另一面，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面对社会普遍诟病的“行政化”问题，面对南方科大的选聘校长模式，其他的大学该怎么办？是积极改革、探寻出路，还是以“包袱重、改变难”的借口继续下去呢？这无疑是一个让人难以回答、但却难以回避的问题。（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