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横空出世，由近来对大学教育屡有心得且敢于直言的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教授出掌校政，加之有关方面力度极大的宣传，在当下中国大学及其政策体制屡受诟病之时，颇给人别样的期待。
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都对南方科大的创办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对南方科大的未来寄托了极大的希望。相比之下，还是主事人朱清时教授比较冷静和清醒，他说：“我的任期是五年，从现在开始到2014年结束，我把我的五年干好。如果不成功的话，也可以找出原因，反正中国高校制度一定要改革。”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
南方科大筹建之时，便以“与国际接轨”为号召，希望在中国建设一所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大学。它的直接灵感来源于香港科技大学，而进一步学习的榜样则是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可是，模仿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缺乏香港的经济基础和开放度；学加州理工学院，南方科大不可能引进二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或量级相当的学术精英；论资金，刚刚组建的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投入是100亿美元，深圳市政府有100亿元人民币的承诺已经不错了。
这些困难，让南方科大只能办成中国式的大学。事实上，南方科大一开始便没有超越“中国特色”。猎头公司海选大学校长被媒体说成是“国际惯例”，可最终得到的则是一个纯粹中国式的结果。这也许是南方科大的宿命，但也是南方科大将要面对的现实。正因为如此，朱清时教授所举出的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和梅贻琦时代的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也非常的中国化。但此中国化与彼“中国特色”大有不同。因为中国化是近代中国大学体制建立之初便形成的新传统，这个新传统是中西融合会通的产物，它与目下国内大学体制中完全不顾高等教育规律的“中国特色”的过分行政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拿行政化来说，在蔡元培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多数大学教授对于官场有天然的免疫力。因为他们不仅对于学问相当地敬畏，而且希望通过学术的方式为社会进步服务。教授中只要违反了常识和规定，比如某教育家同时兼任部长和校长，即便是同事好友，也毫不含糊地出面反对。对于出任公职的学者朋友，也要赠诗提醒“出山要比在山清”。朱清时教授提到的“教授治校”以及“去行政化”，与其说是“与国际接轨”，不如说是恢复中国大学的好传统更合适。
但即便是恢复中国大学的传统，也谈何容易。南方科大近期的目标似乎是要从国外引进一批华人教授，并且以教授为中心组建研究团队。这是一个以点带面的设想。据说，他们会制定一整套的招聘原则，成立国际性的招聘专家委员会，但南方科大有什么高招能避免一些国内重点大学招聘公告中的自我矮化（比如同样是招聘教授，却规定国内学者必须是正教授，而国外学者则可以是副教授）和形式主义（比如SCI、EI崇拜或将学位等同于实际学术贡献）？他们怎样弥补国内大学招聘公告中千篇一律、缺少“例外”情形规定的缺失？就即便是一切缺失或漏洞都加以修正和弥补，实际招聘到的教授会不会仍像招聘校长一样，得到的是纯粹中国式的结果？
大学不仅需要高水平教师，还需要高水平的学生。南方科大作为一所刚刚创办的大学，有多少声望、魅力以及现实的利益吸引高水平的学生报考？朱清时教授似乎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希望委托中国科大办一个50人规模的少年班，又希望从高二学生中招收预备生员，许以全额奖学金，经过一年培养后参加高考。但前一个方案并不值得推广，后一个方案也面临着很多具体操作上的困难。
南方科大由政府投资创办，资金投入是否经过前期的、科学的核算？如果是现任领导拍的板，将来换了领导资金如何保证？既然是政府行为，有时候给政策比给资金还重要。现在看来，政府方面是希望将南方科大办成一个特区，或者用时髦的话说，成为一张城市的名片，似乎政策的广度和力度都不成问题。但这些特区政策如果把南方科大办成一个人人羡慕却又人人抱怨无法模仿的独此一家的温室里的盆景，它的意义又何在呢？同样需要问的问题是，今后的南方科大办学方式的成功与否如何来评价？又由谁来评价？
朱清时教授执掌南方科大的志向，用一句话概括，是希望当下中国出现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的现代大学。以朱教授的经验和能力，笔者相信南方科大短期内的贡献一定会立即显现，这就是对当下中国大学体制和机制有所冲击以及正面意义的影响，至于长期的贡献则要等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才能判断。
《科学时报》 (2009-9-29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