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不多是与77级同学一起迈入科大的。那个年月的学生有点像二战后哈佛、剑桥的新生，年龄、知识结构等参差不齐。以地化班为例，有近25岁的“老学生”，有非少年班的“小学生”；有应届高中毕业的，有老三届的，有当过高中物理教员的，有开拖拉机的，有只敢考安师大却喜从天降落入科大的；有的老成如夫子，如赵俊琳、唐明，有的天真可爱如金童玉女，如周天群和小苗子。

 

77~79级的才华是不是比今天的科大学生强？那倒未必，但那实在是经过“德才”的筛子筛选出来的。试想，在十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命中，能够坚持读书，并在高考中名列前茅，那需要怎样的信念和意志？所以，这批人特别顽强，特别自信，特别努力，特别有毅力。吃饭排队时，总是一手拿着碗筷，一手拿着英语单词本，目中无人，口中念念有词。打好饭菜便走上现在的“天使路”，一边吃饭，一边听广播里的英语九百句。幸好当时天使路上没有鸟，否则“天使”下凡就要大煞风景了。

 

说起自信，那年月各省的高考状元可没有今天风光，在科大一抓就是一把。“我们科大”是大伙儿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北大、清华也不在话下，底气很足。原因不仅是高考分数高，而且大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科大人也”的豪迈。为此，自修室里日光灯夜夜长明，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人大有人在。不过，他们自信却并不轻狂。记得带那几届同学野外实习时，大客车的前排座位总是空的，等老师上来坐，上课很少有人旷课、迟到。当然并不绝对，老师的课讲得不好，学生也会“罢课”的。他们自学的本事很大，不上课，照样考高分。那时候“怪人”也不少，有的不挪窝，除了上课就在宿舍里，盘腿坐在椅子上读书，谁进来都搭上几句，成绩照样名列前三，令人叹服。

 

那年月的学生饱尝“文革”十年无书读的痛苦，因此对改革开放有着深厚的情感，对振兴中华有着强烈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环境，学术报告会大多是场场爆满。在学术报告厅，平等的学术讨论显示出十分自由的空气，本科生向权威提问甚至挑战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位天体物理的权威在作《灵魂不死与信息革命》的报告时，便遭遇了连珠炮式的发问，尽管报告中掌声不断。还有一次，世界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来作报告，一位本科二年级学生用结结巴巴的英语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个大胆的学生叫宋晓东，后来做出了当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之一的成果。

 

敢于提问，不怕提可笑的问题，是今天我对学生的要求，这源于我对“提问”认识的长进。77级地化班有位学生上课时最爱提问题，当时我对他的评价是：总爱提不是问题的问题。因此，我请同学们不仅要敢于提问，还要善于提问。后来事实证明我错了，这个同学毕业后事业很成功，他成功的秘诀也许就是“爱问”，不惜问可笑的问题。

 

那年月学生学得苦，但很会找乐。放春假时，他们结队骑车游巢湖、上大小蜀山。自行车当然都是借老师的，所以一到假期，我就要心疼自己的车子了。有一次过节，专业师生开联欢会。第一个节目是杨金萍与邓丽君合唱，大家一愣，随着音乐响起，杨金萍载歌载舞与录音机里的邓丽君合唱起来。这个策划十分成功，大家笑成一团。那时候不像现在那么喜欢下馆子，否则非喷饭不可。

 

琐忆当年，一句话评论：那是雨过天晴的科大文化，虽然各方面的条件比现在差多了，但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科大精神却呼之欲出。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与空间学院教授）

 

《科学时报》 (2008-9-23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