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18岁的我，别离了父母，带着对大学生活无限憧憬的心情来到首都，踏进了中国科大的校园。5年的科大岁月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在我们这个集体中发生的事，也许在如今的大学中难以找到了。

 

 

刚进校门，到处是身着黄色军装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很年轻，系助理还不到30岁，李书记还是学生头。

 

学校以军事化的方式要求我们，每天我们都要进行晨操，排队并唱着歌走进临时食堂、站着吃饭。我们女同学为了比出操速度，都用皮筋把头发扎好了，以便早上起床后不用梳头就跑向操场。

 

宿舍里简洁、整齐，从未见过有同学把臭袜子、脏衣服乱塞乱丢，谁的被子脏了就会被女同学抢去洗了。每周末的生活会大多是批评，检查自己的不是，哪怕一点点也不放过。周日晚的排长点名，是人人必到的。

 

当时我们刚进大学时正好赶上大跃进，一次全校同学从玉泉路步行至中关村操场参加科学院的献礼大会，真是累极了，会后听说还要步行回去，有的女同学哭了，不想走了，最后不知有没有照顾她们坐车回去，但批评和检讨是免不了的，因为当时的我们是必须绝对服从的。

 

当时的我们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从早到晚都干劲十足，精神面貌确实不一样，带着这样的劲头，哪有学不好的理由呢！

 

 

我们虽然是从全国各地招来的高分生，但进入大学生活后也有一时适应不了的。当时还有一批工农速成中专来的同学，他们年龄比我们大、底子薄，没有机会像一般同学那样一级一级读。要他们和大家一起学习，难度是很大的，但学校提出要大家共同前进，提倡互相帮助。

 

记得当时我们分成好几个互助组，甚至有一帮一的，几个人坐在一起复习、做习题，理解力强的做小老师，课后走上讲台给互助组的同学讲课，有时真会比上课还好懂。韩哲文就是从那时起，经常上台讲课而有了“教授”这个外号。还真巧，现在他果真成了真正的教授了，还成了主讲教授，那时的基本功也许在日后的教学中起了作用吧。

 

是1959年春吧，我在一次跳马训练中扭伤了右膝，当时医疗条件不先进，腿又肿又疼，不能行走了，无法上课，全组同学分工帮我抄笔记，分工到宿舍帮我补习，考试时背我去教室考试。其中一次考制图，佟振合把我从四楼宿舍背下来，又背到五楼制图教室。在这样的集体中，我的学习动力真大，记得腿伤以后的各门课我都是五分，哪怕是回上海家中休养后回校补考也是如此，还受到了系主任的表扬，但我至今都认为这个成绩不是我的，而是我们这个组帮我考的，是我们这个集体给了我力量。

 

在我腿伤的一年中，孙克主任就像慈祥的母亲一样陪我去看北京的“名医”；从不声张的陈式经同学到木工班做了一把木拐杖送给我，这把不太美观但十分结实的拐杖帮我解决了短距离行走的困难，一直用到我恢复行走功能；袁斯鸣、鲁格、韩哲文等同学帮我记了全部上课笔记；崔淑珍、蔡维真等很多同学在生活上给了我悉心照顾。当时除了心中无限感激外，全化成了我的学习动力，使我虽然脱课一年，但还是没有离开5810这个集体。至今想起还是热乎乎的，在此要向关心和帮助过我的老同学再次说声谢谢。

 

 

大学期间正值国家的困难时期，从1959年底到1962年，供应十分紧张，我们以班为单位分到了学校的空地，种了茄子、萝卜、花生，还有蓖麻籽。我们轮流施肥浇水，工具就是我们的脸盆和脚盆。

 

那时为了肚子，一点儿都不怕脏，等到收获了，有的男同学摘了茄子就咬，我和晓淮一看，说我们也吃吧，但咬一口，怎么跟棉花团似的，实在不好吃，还是送到食堂求师傅在蒸窝头时帮我们蒸一下，加点盐，这就是大家的美味佳肴了。萝卜吃了后，叶子也舍不得丢，晒干后让北京同学从家中带点盐来腌起来，放在宿舍中解馋。我还记得当时吃萝卜叶子的滋味，一点不比现在的蜜饯差。

 

我还记得当时吃的黑色的红薯窝头，像中药一样苦而黑的树叶汤……我们到锦州实习时吃的全麦面馒头，吃多少拉多少，当时看到厂里工人吃大白菜蘸臭虾酱，真是馋死了。

 

在毕业前夕，国家经济好转了，在中关村计算所的宿舍中，我们整脸盆整脸盆地吃柿子，最后，一点饭都吃不下去了，据说是在胃中形成“结石”了。我们这一代人吃了这么多苦，经受了这么多苦，也许成为我们以后工作和生活中的本钱了，不怕苦的精神伴随了我们一生，加上以后“文革”的痛苦经历，培养了我们这一代的不屈不挠的毅力，成为我们终生的财富，这也许是现代青年最缺乏的吧。

 

（作者系中国科技大学58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