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看到了太多浮华之词，听到了太多梦呓之语，唯独缺少老老实实的算账。其实，只要老老实实地算算账，许多喧嚣多年的争论早就会烟消云散，许多“学费”根本就不须支付。
2007年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媒体上，IPCC的理论成为关于气候问题的权威理论，被渲染为近乎真理，进而成为政治家们在国际政治、外交博弈中的工具。
事实上，学术界对这个理论的质疑之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很少为公众知晓。为使公众能均衡地了解各方的见解，笔者于2009年8月11日在《科学时报》上发表《气候变化问题的非主流思考：事实与逻辑》一文，介绍了学术界的质疑，并提出了理性还是忽悠的问题。然而，《科学时报》竟遭到某些权威学者愤怒的质问。
随后爆发了气候问题的“邮件门”，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上千封电子邮件和3000多份有关气候变化的文件被曝光，这些文件显示：这些气象学家利用各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心，用一些不实数据制造气候变暖的假象，营造恐慌心理，然后从政府或其他机构手中骗得了更多的科研经费。
紧接着，在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上，中国成了被“围剿”的对象，西方媒体几乎众口一词地诬蔑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期间，人们广泛指责中国破坏了可能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欢迎的妥协”。（《金砖四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2010年1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
然而，哥本哈根的闹剧刚过，异常严寒的气候就横扫大半个北半球。据英国《每日邮报》1月10日报道，一批世界范围内的权威气候专家表示，这可能只是全球气候变冷趋势的开端而已。而且，这一趋势可能持续20至30年之久，使全球经历一个小型的“冰河世纪”。
现在哥本哈根的闹剧落幕了，人们正各怀心思地准备墨西哥气候会议。但在笔者看来，最应该做的是从闹剧中学到点什么。
科学：“少数服从多数”？
科学的本质是探索，走在探索前沿的一定是孤独者。因而，主流与否其实与正确与否不相关。科学史上，主流认识最后被修正甚至放弃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正常的，人类的认识正是由此而深化。可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能用在科学上。
然而，人们往往将科学与民主连在一起，“科学民主”作为一个单词出现在许多文章甚至文件之中。其实，“民主”是一种决策机制，与其对立的机制是“专制”。只有在涉及决策问题时，才可能出现“民主”与否的问题。
“科学”面对的问题是判断，而非决策。一个判断能否成立，但看其证据与逻辑，无关乎权威与否、多数与否。
记得当年我当兵时，某连队发生了失窃，指导员让全连投票，“选”出了“小偷”，此事在团里传为笑谈。如果将全球变暖视为“失窃”，将造成暖化的原因视为“窃贼”，IPCC面对的问题之一就是找到“窃贼”。IPCC本身并不直接去“破案”，而是汇集大量研究结果，根据“主流”的声音作出“民主”的判断，其内在逻辑与那位指导员何异？
更滑稽的是，民主的IPCC对“选民”作出了筛选，不符合其标准的研究结果不发“选民证”。它引以为自豪的是：其结果建立在大量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它们得出了类似的结果。然而，这些模型的基本前提却是相同的。可见，即使在“民主”的语境下，其结果也只是一个特定群体的“选择”。
由此可见，科学要求的不是“民主”，而是“宽容”。科学研究提出的任何理论，本质上都是假说。决定假说取舍的准则，在内是其逻辑是否自洽，在外是与观察到的现象是否吻合。而这两点只有在公开、平等的学术讨论中，只有靠证据才可能判明。
对决策问题，往往出现情况不明而不得不决策的情况，由此引发出各种决策机制。而在科学问题上，当认识不确定时，唯一的选择是存疑。我们的前人早就明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何以在科学昌明多年的今天，竟需要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选出“科学结论”？
传媒：操控与被操控
在哥本哈根闹剧中，传媒扮演了很吃重的角色。
气候变化本来是一个学术争论问题。传媒不具备学术判断的能力，也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负责任的传媒应客观而均衡地报道各方的见解与证据，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让学界在争论的过程中厘清分歧，寻求共识。因此，传媒最应忌讳的就是渲染。
然而，在气候问题上，煽情的报道连篇累牍，将“主流”观点放到了近乎真理的位置上，更将一些“主流”的价值判断放到了近乎宗教的位置上。
在关于气候问题的喧嚣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某种势力试图操控媒体“主旋律”。2009年夏，笔者在“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发展媒体高层论坛——2009气候变化中国声音”上得到一本专为记者写的出版物：《如何报道气候变化：知识、视角和方法》。
此书将IPCC第四次报告作为对气候问题的权威科学认识，批评中国媒体“把一些非主流专家的观点当做主流理论来报道”，言下之意，中国媒体的声音应统一到IPCC的立场上。此书还指摘中国媒体：
“这些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会让人得出结论：气候变化是遥远的、其他人的事，中国科学家的主要职责似乎不是来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问题，而是如何应对外国以减排义务为借口对中国经济的挑战。”（p72）
蹊跷的是，这本书上找不到通常的版权页，因而看不到出版者的相关信息。但在其封面上，标着“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由此不难感受到，某种势力试图操控中国舆论。正是这本书促使笔者写了《气候变化问题的非主流思考：事实与逻辑》一文。
传媒上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报道，它的任务是让读者了解真相。为维护传媒的公信力，必须追求客观、全面、平衡。由此观察，很多关于气候问题的报道在明显地渲染某种理论，其文风类似“软文”——软广告。《如何报道气候变化：知识、视角和方法》中就批评中国媒体的报道“缺乏戏剧性”（p72），并教给中国记者英国报纸上许多“富于戏剧性”的报道的案例。
另一类是评论，它的任务是向读者传递某种观点。它应追求的是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证据可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文章必须署名，让读者了解，这只是一家之言，认同与否，由读者自己判定。笔者的《气候变化问题的非主流思考：事实与逻辑》发表后，某权威著文反驳，投书《科学时报》，却不肯署名，无论用个人还是单位之名。既要颁布真理、影响舆论，又不肯文责自负，何故？
《气候变化问题的非主流思考：事实与逻辑》一文发表后，一位网友留言：“本人1997年在地质大学读书时，就知道地学界有此科学结论，可是我直到今天才读到如此详尽完整的文章。”
可见，理性地思考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然而为何“主流”理论竟能喧嚣至今，而大学里讲过的常识却乏人知晓？对此，传媒就没有责任吗？
传媒被称为“第四权力”，可见其社会影响力之大。传媒从业人员，得无慎乎？
忽悠与算账
前述《如何报道气候变化：知识、视角和方法》强调的“戏剧性”，说白了就是忽悠。然而，媒体上的忽悠不过是敲边鼓。真正的大忽悠是IPCC，它能像赵本山那样把一个正常人忽悠成瘸子。
在IPCC的方案中，一方面规定了未来的碳排放总量，一方面慷慨地宣称“非附件I国家”不必确定减排目标，只给“附件I国家”确定了减排目标。
然而，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计算了一下，按照这个减排目标，只占人口少数的“附件I国家”，在碳排放总量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扣除这个份额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只能是发达国家的零头。
丁仲礼指出：“根据我们已经评估的那7个方案，中国今后不会得到超过20年的排放权，这就意味着最迟从2026年开始，中国需要从别国购买排放权。”（《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解析“减排话语下的陷阱”》，2009年12月29日第一财经网）
进一步的计算显示，如果中国接受了这样的安排，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工业化进程。更严重的是，经济势必崩溃，大量的人口势必失业，社会将陷入大动乱。这是一个自1840年以来最阴险、恶毒的不平等条约，任何在上边签字的官员必将被作为最大的卖国贼载入史册。
然而，这一切是在科学、民主、公正、慷慨的外衣下端出来的，与之相比，赵本山不过是小忽悠。
丁仲礼的实践告诉我们，识破这一忽悠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算账。然而，我们如此之多的“智库”，有谁认真算过？
忽悠我们的东西何止一二。比如“低碳经济”，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国民正在从“低碳”的农村向“高碳”的城市转移。在我们的一次能源结构中，煤占了七成。在获取同等能量的条件下，煤比所有其他一次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都高。在可预见的二三十年内，新能源不可能成为一次能源的主体。节能的空间又十分有限，许多貌似有效的节能措施，从全寿命周期的视角看，未必节能。综合这些因素，简单地计算就可以发现，除非我们终止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否则“低碳经济”就是痴人说梦。然而，“低碳经济”居然写入了我们的正式文件。不知“智囊”们上“奏折”前到底算过账没有？
多年来，我们看到了太多浮华之词，听到了太多梦呓之语，唯独缺少老老实实的算账。其实，只要老老实实地算算账，许多喧嚣多年的争论早就会烟消云散，许多“学费”根本就不须支付。
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教导我们：“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庙算》）
孙子是在讨论战争问题时这样说的。观察我们应对气候问题的历程，似乎并未将其视为战争，相反许多人以“与国际接轨”的心态来对待它。
“与国际接轨”还是“与狼共舞”？
国内如此多的人跟着IPCC起舞，可见“与国际接轨”之自觉。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绿色GDP”。为应付环保压力，联合国试图在SNA体系中引入“绿色GDP”，这其实也是一大忽悠。SNA体系的基准是价格，价格在交易过程中形成，其理论基础是“交易价值论”。而环保要求的是对整个人类持续生存的保障，这样的价值与交易价格在逻辑上根本没有交集。可见“绿色GDP”在学理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然而，国内各权威部门、各一流高校、各著名研究单位早在1988年就紧跟联合国，开展“绿色GDP”的研究、测算。200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成立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后又加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林业局，计划在3～5年的时间里建立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但学理不通的东西终究无法立足。
2007年，时任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国际上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此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
“绿色GDP”就此搁浅。然而，中国为此耗费了无数公帑、资源、人力、时间和机会成本。如果这是一个艰深的课题，尚可称之为“付学费”。这个术语从开始就是个逻辑不通的忽悠，任何受过基本逻辑训练的人都能看出。却为何在我国忽悠了二十年之久？人们可以原谅媒体，因为它们受限于学养。那我们的权威部门、一流高校和著名研究单位也是受限于学养吗？
不知是出于善良还是自卑，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就热衷于“与国际接轨”，把自己当做学生，视欧、美、日为先生。至于当初的“国联”、今天的“联合国”，许多人一听这名头，双腿就不由自主地打弯。结果呢？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客观地说，这不是因为欧、美、日特别邪恶，实乃势之必然。工商文明是一个不可能在内部自求稳定的文明，只能依靠外部利益输入，才能保持内部的稳定。作为工商文明的先行者，欧、美、日既有动机又有实力攫取外部利益，而中国恰恰是它们遇到的最大对象，不琢磨你又琢磨谁？
可见，中国在国际上的真实处境其实是“与狼共舞”。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狼”不但拥有航空母舰、制导炸弹、TMD、NMD之类利齿獠牙，更拥有兰德公司、国际战略评估中心、胡佛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外交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福特基金、传统基金会等数不清的“智库”。是真正的“狐狼”，懂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你像阿富汗、伊拉克那样时，军舰、导弹会毫不犹豫地招呼上来；当它不得不有所顾忌时，赵本山式的忽悠照样可能废了你。这次金融危机，国人恍然发现，我们已被美国国债绑架了，谁应对此负责？
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进修英语时，外教是一位前美国空军士兵，二十啷当岁的小伙子。混熟之后，言无禁忌，他的一句话让我记忆至今：“我们的目的是影响20年后的中国政坛。”前两天笔者听说，我国的一些一流大学招聘教师，硬指标之一是：拥有欧、美、日正式文凭。试问，照此办学，20年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集团是何面目？
“庙算”与“智库”
欧美国家事实上排放了绝大多数温室气体，并还要以远高于全球人均值的水平继续排放。然而在哥本哈根的闹剧上，它们却扮演着环保卫士的角色，把中国置于被围攻的境地。如果不是我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或许就稀里糊涂地被迫签订了那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国尽管硬着头皮顶住了压力，却在国际形象方面付出了沉重代价。
反观欧、美、日，从控制IPCC，到提出具体的减排方案，到操纵舆论（甚至包括中国舆论），到离间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背后可清晰看出周密“庙算”的痕迹。由此，我们能得出什么教训？
2009年春，被称为“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学界、传媒就此热炒了一阵“智库”。可惜炒作的重点是“上达天听”之途和学、政两界间的“旋转门”，几乎没有对国家“庙算”机制的反思与研究。就在“智库”高热的这一年，中国掉进了哥本哈根陷阱。
热衷于“上达天听”、羡慕“旋转门”的学者们，最喜爱的是上“奏折”，最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奏折”中的某个观点被某个“文件”采用。至于这个观点对社会是利是弊，其长远作用如何，反倒无人在意。这样的“智库”于国于民何益之有？
哥本哈根闹剧中，欧、美、日再次对我们言传身教：国家的“庙算”该怎样进行。其实，这一切早在《孙子兵法》中就写得明明白白。但我们且慢自豪，有资格自豪的是欧、美、日——用你老祖宗的智慧摆弄你。我们还不该反思吗？对我们的“庙算”机制，我们该反思些什么？
首先，在气候问题上，我们如此之多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提出过什么见解？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又得到过哪些信息？我们的哪个机构对此承担统揽全局的责任？它对各方的方案是否进行过计算与推演？又进行了哪些分析，作出过什么预案？征求过哪些单位与个人的意见？
进而，我们“庙算”时的基本心态是“与国际接轨”还是“与狼共舞”？我们的出发点是“低眉顺眼”还是“战而胜之”？参与“庙算”的人有无宏观战略的视野？面对财雄势大的欧、美、日，有无“说大人则藐之”的气势？
再进一步，我们是否盘算过有哪些资源可动用？实际上动用的效果如何？
如在欧、美、日，NGO扮演着政府不便扮演的角色，福特基金会培训与研究部主任就明确表示，培训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间接推进美国的利益”。（维基百科.福特基金会条http://wiki.mbalib.com/wiki/%E7%A6%8F%E7%89%B9%E5%9F%BA%E9%87%91%E4%BC%9A）。而我们的NGO呢？人家的NGO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而我们的NGO却要靠人家NGO的施舍才能生存。“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结果我们的NGO往往不自觉地成了人家的傀儡。
又如我们的媒体有多少能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在市场占有率、点击率、收视率的压力下，追逐时尚、哗众取宠、浅薄煽情取代了冷静客观。在气候问题上，我们许多媒体的表现，显现出被人家间接操控的迹象。而我们的主管部门还在大力推动媒体的“市场化”，此举可能带来的后果，主政者是否需要深思？
更进一步，知识精英集团是一个国家“庙算”能力的社会基础。我们过去几十年中，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培养这个集团，以至于对广大国民的基础教育欠账巨大。而我们重点培养的这个知识精英集团中，有多大的比例成了“理性经济人”？有多大的比例被人家洗了脑？有多少人哈美、哈欧、哈日、哈韩？又有多少人能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进行理性的思考？在IPCC报告的“主要作者”中，赫然列着一些中国学者的名字。难道你们看不出IPCC的减排方案对中国是个大陷阱？如果懂行，为何不据理力争，拒绝签字？如果不懂行，为何要尸位素餐，让别人拿你的名字来要挟自己的祖国？
可见，哥本哈根闹剧的最大教训是：必须对我们的“庙算”能力与“庙算”机制进行“秋后算账”，否则在群狼环伺的“地球村”里，我们的“球籍”堪忧。
（作者系科学时报首席评论员王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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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2010-2-11 A2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