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寒冷的天气并没有因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而稍稍变暖配合。但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发生在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气候门事件”却告诉人们，人为因素似乎确实可以“影响气候”，这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科学问题的不确定性。但随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人们很快就淡忘了这一需要审慎对待的气候“科学”问题，而去追逐大家都在追逐的气候“公共”问题。
与2007年及以前的气候变化大会相比，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气候变化正在分裂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需要更多、更冷静、更细致的工作和更长时间才能进一步验证的气候变化科学事实及其真正科学原因；另一方面是认识空前统一，热情日益膨胀。应对气候变化成为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义等因素错综复杂和相互纠缠的较量。
当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在国际科学舞台、政治舞台上取得了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和话语权。在大会已经结束的现在，再来回顾一下会议的过程，我们愈发感受到，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演进为一场全球性的科技、社会与政治运动，一场关注程度不亚于以往战争的运动，只是此次面对的不是特定的人群，而是更难以把握的气候系统。
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
没走多远但很艰辛
2007年，多位学者称之为“气候变化年”。在这一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从年初就开始陆续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以强大而有说服力的数据向全人类展示了地球气候的现状和未来，将气候变化的概念传递给了更多的人；在这一年，联合国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召开，虽然大会的成果——“巴厘岛路线图”，也是在最后一刻达成，但却让人们对两年之后的哥本哈根会议给予了更多的希望；在这一年，IPCC的众多专家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可能是诺贝尔和平奖覆盖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国际社会似乎已经与气候变化问题紧密捆绑，气候变化已成为所有政治和公共问题的核心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气候变化问题因为哥本哈根会议而有了更多期待和更多表现。但随着哥本哈根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人们越来越发现要将“巴厘路线图”带到哥本哈根却相当困难。尽管若干工业化发达国家纷纷表态积极减排，但其实其中可能危机重重，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空间将越来越小；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却在作着积极努力——适应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威胁，会场上的眼泪让人们相信，对一些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而言，要适应IPCC预测的气候变化确实很难；非政府组织（NGO）在这次会议的表现尤其值得一提，气候变化议题成为众多NGO展示的平台，他们在传播大量信息和知识的同时，也在以多样的方式影响着应对气候变化运动的走向。
《哥本哈根协议》在会议延期的情况下达成，尽管其执行力还有待于后续的完善，但还是有若干非常具体的进展或成果达成。相对2007年巴厘岛会议，哥本哈根会议显得更为沉重，更加的步履蹒跚。
应对气候变化：
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挑战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应对气候变化运动中，各个国家阵营、社会团体、公众媒体等纷纷调动，积极参与，众多组织和集团的热情足以感动和带动更多的人群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列中，人类社会也因气候变化而再次集中地站到一起，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这样的一场运动中，肯定避免不了利益的冲突、观点的碰撞，正如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全球协调行动（如国际联盟）一样，气候变化也摆脱不了妥协、调停、再妥协的命运。但我们也看到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我们的传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转型发展的挑战。
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气候变化而更加具体，传统发展模式因应对气候变化而面对新的挑战。高碳发展的成本（这不仅包含排放的环境成本，也包括资源消耗的成本）正在增高，而且，可以预见这一成本还会进一步升高。这对掌握先进低碳技术的发达国家而言，在未来新一轮的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发展蓝图中，将占据更为主动和重要的位置。这可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不仅错过过去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机遇，而且可能错过即将到来的低碳技术革命的发展机遇。
尽管低碳发展仍有很多重大障碍，但在文化、伦理和技术等方面的准备正在以不宜察觉的方式进行，随着观念和技术等方面的准备持续推进，低碳社会的转型进程也将加快，这样的转型意味着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国际阵营的重新布局和国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将能源与气候、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低碳生活与人类发展等相协调考虑，是有待认真思考的问题和方向。这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适应新挑战和转型发展的需要。
全球气候变化：不是人类唯一挑战
显然，哥本哈根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人类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完成很少是一气呵成的，地球是如此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要应对其气候系统变化的挑战，也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哥本哈根之后的很多议程已经制定，我们有理由相信，2010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下一次联合国气候大会，可能会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多的进展；但我们也同样有理由相信，应对气候变化决不是一次会议、一批行动就能解决的，对待气候系统的变化，也需要全球协同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系统行动。
气候变化只是我们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一小部分，我们在给予气候变化问题高度关注的同时，还需要关注能源与自然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破坏、环境污染、食物安全等诸多人类发展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性问题的解决似乎也可以纳入到人类的系统行动中。这显然是更大的问题。
向纳威人（Na’vi）学习与自然相互协调的共存方案显然比寻找冥冥之中的潘多拉星球更为现实，一部《阿凡达》向我们展示了如此多（而且如此合理）的环境与发展信息，一旦大多数人的生活理念发生转变时，那将意味着人类—自然关系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整体转型！看看信息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变化就可以理解这种挑战了。
气候变化问题：
呼唤坚实的科学支撑
由于IPCC等持气候变暖观点的重要国际机构以及科学界、政治界大腕人士的大力宣传和极力推动，“全球气候变暖”的共识已经在全球范围达成了。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了“科学正确性”、政治正确性和话语主导权，“应对气候变暖”也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了道义制高点。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气候变化科学的基础仍然十分脆弱，对不同时间尺度上气候变化原因的研究与解释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气候变化问题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全球气候对温室气体浓度的敏感性、2℃升温阈值的科学基础、地球气候系统的自调节能力和恢复弹性、人类对地球气候变暖的适应能力和适应弹性、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
气候科学界对气候科学一些基础问题的解释都难以自圆其说，气候科学界以外的社会大众对气候变暖问题就更加无所适从，“气候门事件”更让社会大众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国际科学认识高度存疑。
气候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转变人类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由于没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做支撑，当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就更多地表现为一场在科学不确定性基础上的政治较量和各国经济利益的博弈，变成为发达国家竭力维护自身发展优势和发展定位、发展中国家争取和捍卫自身发展权利的激烈斗争。
我们需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需要节约使用地球上有限而宝贵的自然资源，需要建立人地和谐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所以，未来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呼唤坚实的基础科学支撑。气候变化科学基础研究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科学时报》 (2010-2-4 A3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