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藜
从女性角度而言，在接受了多年的教育后，她们会有自我期待，但外界环境是否给了她们一个充分实现自我的机会？
■本报记者 王剑
中国女性科学家在成长过程中都有哪些困惑？在当下的科研体制环境中如何调整心态、面对现实？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采访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张藜。
《中国科学报》：科学崇尚理性和逻辑思维，而女性感性、形象思维的特点被认为是女科学家数量和成就低于男科学家的原因，对此您怎么看？
张藜：首先当然要承认性别差异。但也正是这种差异，如性别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才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我个人觉得女性科学家和男性科学家其实没什么截然分明的优势和劣势之分。把生理性差异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倒不如把孰优孰劣这个问题放在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来看，那样其影响因素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近几十年来，社会舆论一直在拿女性科学家的弱势去比男性科学家的优势，这是根本性的错误。中国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所宣传的“男女平等”，究竟是不是符合人性、是不是真正有利于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发展，其实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它与西方的女性主义并不同义。
我不赞成把平等看得片面化，我们每个人都应考虑怎样把自己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而不是拿女性的弱势去比男性的优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一个社会的构成来看，女性科技工作者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分工，妻子、母亲等家庭角色都需要她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另一方面，相对于男性本身的社会性而言，性别和心理的某些特征又使女性科技工作者不担负男性科技工作者那样强烈的社会认知追求和自我预期，因而可以相对专心于自己的科研工作。
《中国科学报》：与民国时期的老一代女科学家相比，年轻的女科学家群体呈现出哪些不一样的特点？在女性科学家的成长过程中，哪些因素比较重要？
张藜：老一代女性科学家，普遍都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这是跟当时文化、社会相关的。那时候，男孩子即便是出身贫寒，但是他靠自己的努力是可以走出来的，而女孩子在那个时候不行。
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环境的改变让女性的成功有了更多的渠道，所以，对于占比更大分母的女性科技工作者来说，家庭背景和家庭影响因素已经渐渐弱化，这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结果。
《中国科学报》：女科学家应如何突破和超越自我？
张黎：突破和超越自我是中国整个科技界需要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女科学家突破的问题。这与教育制度有关。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教育目标从整体上来说是不利于突破和超越精神的培养的。
从女性角度而言，在接受了多年的教育后，她们会有自我期待，她们懂得需要自己去努力、去付出。但外界环境是否给了她们一个充分实现自我的机会？
不能回避的是，女科技工作者还有着某些区别于其他女性群体的特殊性，比如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谨。对于女科技工作者而言，随着长期的工作实践，往往会内化、固化为性格中的一部分，甚至会潜移默化并且扩展为一种对待生活、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从这一点来说，需要女性科技工作者能够学会自我调整、善于自我调整，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帮助。
《中国科学报》：如何从制度、政策、资源以及社会舆论等方面为女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张藜：从19世纪以来，科学是一种职业化的趋向，这种趋向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女性的比例肯定会增高，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如此。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职业群体之后，怎么更好地发挥出女性的优势，能够保证在有效的工作时间作出有效的成绩，这需要从政策上、制度上有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调整。
作为一个科技史研究者，我深深感到女性科技工作者确实值得研究，要打破以前约定俗成的、片面化的认识，需要深入地去选择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分工的女性科技工作者，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从而为制定相关政策和保障措施提供建议。
同样，对于女性科学家社会公众形象的树立，也需要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史等等的扎实研究基础之上，而不仅仅是出于概念化的“怎么放弃家庭献身科学”的宣传。这样才会对我们认识这个群体有所帮助。很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居里夫人当成女性科学家的典范来宣传，其实我觉得对她的认识并不是真正全面的。
科研工作有其特殊性，比如，需要耐性和认真的投入，这必然会影响到生活的一部分，这需要设计一套相应的制度体系和具体措施来调整，如是否需要设立学术休假制度、如何设置考核制度的量化指标、如何针对女性的某些特殊时期等，需要从制度上作出一些调整，不能用管理生产的方式来管理科研。
科研成果背后蕴涵了太多的内容。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每个女性科技工作者能够真正享受研究的乐趣，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有利于社会、有利于这一群体发展的环境。
《中国科学报》 (2013-03-04 第6版 思想周刊)
